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时曹军中瘟疫横行。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华夏大地上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丁酉大疫”。“建安七子”中复有四人因瘟疫而死。传说鲁肃的接班人、关羽的终结者、东吴名将吕蒙死于关羽索命或者孙权谋杀，其实大概率是死于瘟疫。他的战友蒋钦、孙皎英年早逝，也不排除跟瘟疫有关。
《三国志》不乏对瘟疫的记载：帝（曹操）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四年春正月……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黄初三年，发生日食和严重的蝗灾。《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冀州大蝗虫，民饥”。黄初四年，发生瘟疫和水灾。《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当年三月“大疫”，三个月后“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
黄初五年，冀州饥荒，再次出现日食。黄初六年，“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连地处亚热带的长江都结冰了，可见气候之寒冷。黄初七年，曹丕亲临许昌，许昌南门无故崩塌，他就没有进城，五个月后驾崩。连年不断的瘟疫和灾荒，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生产力缺乏，国家财力紧张。在此情况下，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休养生息。
事实上，曹叡在司马迁等人的辅佐下，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库充盈、国力强盛，为后来曹魏灭蜀，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么，处于弱势的蜀国，为什么要大动干戈，不停进攻北伐呢？外部环境夷陵之战后，蜀国很东吴握手言和，诸葛亮发动北伐没有后顾之忧。蜀国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不怕失败被曹魏追击端了老窝，即使失败也无关大局。
蜀国是天府之国，益州在诸葛亮治理下经济繁荣，粮食充足，具备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蜀国道路艰险，跟外界交往少，瘟疫灾害对它的影响不大。而且，蜀汉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战乱较少，政治力量也比较统一。人口增长稳定，有着发动战争充足的人力资源。政治需要刘备一直对外宣称自己的中山靖王之后，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那么既然曹魏篡汉，蜀汉就跟他势不两立，应该讨伐汉贼，不能偏居一隅。
而讨伐，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付诸行动。其实汉朝的灭亡，恰恰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天下英雄纷纷投奔曹魏和东吴，这说明人心已经不古，打着大汉旗帜没有了号召力。诸葛亮应该与时俱进，放下政治抱负，韬光养晦。可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诸葛亮依旧高举复兴汉室的大旗，让自己不停北伐，疲于奔命。诸葛亮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民，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辅佐自己成就霸业。
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就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辜负先帝重托。只有消灭曹魏，一统江山，诸葛亮才完成夙愿，无愧于心。对此，诸葛亮在前后《出师表》中写得再清楚不过：“臣本布衣，躬耕于(46)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以攻为守、虚张声势诸葛亮知道，蜀汉跟曹魏势不两立，曹魏发展壮大后迟早会吃掉自己，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也许能创造奇迹。诸葛亮知道蜀汉打不过曹魏，他在后《出师表》也写得明明白白：“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我知道自己不是曹魏对手，但是不讨伐他们，我们也会消亡；与其等死，不如放手一搏。
转移矛盾、消灭异己列宁说过这么一句话：“帝国主义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蜀国当然不是帝国主义，但诸葛亮是个政治家，也懂政治，也无师自通，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刘备作为外来者来到益州 ，对当地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就是鸠占鹊巢的入侵行为。当时益州存在两大集团，即李严为代表的东州集团和以黄权、张裔为代表的益州集团。
刘备的到来挤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瓜分了他们的蛋糕，这是难以容忍的。于是他们对刘备集团充满敌意，心里一百个不服，臣服是武力压迫的结果。一旦刘备集团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其当做病猫，趁你病要你命。比如刘备在夷陵之战损兵折将、铩羽而归的时候；墙上草就蠢蠢欲动、不安分起来。对此，诸葛亮不能不高度警惕。于是他就想到北伐转移民众注意力，提高凝聚力，转移国内矛盾，进入战时状态，控制军政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