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结束后，战略态势上国民政府处于完全的下风，当时中部地区已经沦陷，大量机构撤往西部地区，湖南长沙自然而然成为了西南大后方的屏障要冲，北太行、中宜昌、南长沙成为中国抗击日本的关卡。长沙这时候虽然有第九战区入驻，但国民政府对守卫住长沙的信心不大，除了正常巩固湖南西北向的防御外，还根据蒋委员长“焦土抗战”的会议精神，制定了“火烧长沙”的二百五计划。
结果日军还未到，堆满了燃烧物的长沙城竟因为至今仍莫名其妙的“走水”，让自己人给烧了。这场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几乎将长沙烧为白地，是长沙会战中最惨烈的一次损失。为此国民政府枪决了湖南省委员、陆军少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这个替罪羊还是黄埔军校出身，是陈赓、左权的同学。跟着一起枪毙的还有同样出身于黄埔的中央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五团少将团长、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及湖南省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
可见当时神经之紧张，情况之激烈。幸好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这个以坚韧刚强为名的军人大体控制住了局势，没有在日军的高压和文夕大火的损失前发生崩盘。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战役”1939年9月14日，岗村宁次发动了“湘赣会战”，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10万大军，以奔袭突击的方式进攻第九战区。
薛岳应战，调集了16个军30个步兵师，约40万国军抵抗日军。这时国军打法仍然是此前用滥的，相当单调的层层防线阻滞战法，企图拦截住日军的进击。因为战争主要以湖南北部为中心，从湖北南部开始，到湖南北部决战，又于江西北部结束，所以中国方面称之为“湘北战役”。日军挟大胜之风而来，却撞了个头破血流，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竟然遭遇了如此之多的中国军人顽强的抗击。
日军虎头蛇尾的结束战斗匆匆撤走，总计损失了2万多人。为此，日军声称：“双方交火密度超过了与苏联的诺门坎战斗”，可见中国军人抵抗之顽强。如果没有文夕大火的惨重损失，这一仗应该是中国军队大胜。这一仗虽然前部国军表现的人心惶惶，大有抱头鼠窜之势，但中后期却异常顽强，打得堪称荡气回肠。从大局上来看，无论是对世界的影响，还是对中国局势的作用，都堪称为一场扭转乾坤的“大捷”。
比起政治作用更高的平型关战斗，孰轻孰重不必人说。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时已是1941年，波兰已经被吞噬，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最汹涌的时刻。日军因为对第九战区的进攻受挫，又抽调了兵力进行东南亚的攻略，不得已改变了作战策略。他们解散了原华中派遣军，成立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并制定了“击溃第九战区中国军、进占部分湘北地区”的战略计划。
1941年，还是9月，日军11军司令阿南惟几进占岳阳，集结第3、4、6、40师团及4个旅团、战车13联队、重炮14、15联队及20艘军舰、200汽艇、100架飞机，共12万人对长沙发动了对点纵深强攻突破的战略。国军此时仍然布置的是老一套的战术，通过层层防御，依托湖南的河流水网，对日军的进击进行阻挡，最后从侧翼后方围攻。
但薛岳此时出了个幺蛾子——发给集团军的战区最高密电被日军特工窃听并破译，整个战略计划曝光在日本面前。开了地图的日军立马更改部署，将原定进攻的部队转为迂回，反包抄了国军37、26、10军。37军在鏖战日军多个精锐师团围攻后不敌突围。第10军在方先觉带领下继续抵抗日军，遭遇了惨重损失。整场乱战，国军4个军，几乎让日军几个师团打得丢盔弃甲。
传说中“做生意最牛逼，打仗不行”的大阪第四师团打得第4军溃不成军，杀穿37军陈沛部的2个师，一天以后又紧接着干掉了第10军的第三师周庆祥部；再接着一天又与其它几个师团合作，打烂了大名鼎鼎的“74军”，当时王耀武躲在草丛里才得以逃脱。第四师团随后立即渡过浏阳河，突入长沙城内，次日占领了长沙，第3师团也进逼株洲。
但幸亏这次国民政府调动的不止第九战区，在转移攻势以后，增援部队迅速的填入战场，以人命换取了对日军的包围，并对孤立无援的日军展开了反突击。同时宜昌方向，第六战区也展开了对宜昌的进攻，差点攻克宜昌。陈诚在回忆中记载杀敌4万，但战史一般认为是7000。阿南惟几有点懵逼，在薛岳派出部队决战式的反击下，发生了与岗村宁次一样的错觉，命令部队“大撤退”，但日军此时并未太大惊慌，徐徐而退，最后基本退回了交战前双方控制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