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明代蓝格彩绘钞本（来源：书格）让人稍感诧异的是，三国时期的星变少有祥瑞之说，通常是报忧不报喜。这事情好像怎么解释都不对。粗略统计，《三国志》诸帝纪传所述祥瑞灾异凡一百三十六事。但看《宋书》《晋书》五行志（二志记录三国时期灾祥最多），那些眚咎事验都被称作“龙蛇之孽”。
三国时期对于祥瑞是如何处理的？
古代史官记录天文、物候乃至草木虫鱼等自然界反常现象，作为王朝兴衰、人事休咎之征验，称为祥瑞或灾异。这套天人感应的神秘观念几乎贯通二十四史，亦为中国古代叙史文本之一大特点。通常，这些记载在正史中分门别类列入天文、五行、符瑞各志。但陈寿撰《三国志》未列志篇（其他割据政权断代史大多亦无此体，如南北史及北齐、梁、陈诸史），祥异现象主要记录于帝王纪传。
如《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二二〇）三月“黄龙见谯”，就被作为魏王受禅代汉之征验。曹丕践祚后，本纪追溯其预言：初，汉熹平五年（一七六），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受禅碑》，碑为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年）所立，今在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境内，碑文详记了汉献帝在受禅台上将帝位禅让于曹丕的经过（来源：百度图片）这“黄龙”即受命之符。
人们可以说世上没有这种东西，但它存在于史官记述，更存在于官场乃至民间的流言与想象，犹似语言文字确立的鬼神系统。当然，它必须存在，因为这是曹魏建国合法性的标识。不仅黄龙，这一年还有其他祯祥相继出现。如，“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在沈约《宋书》符瑞志中，其间还见有白虎与麒麟。
就在这年十一月，献帝禅位，曹丕即祚，改元黄初。按五行之说，曹魏以土德承炎汉之火，自然崇尚黄色，这是“黄初”作为魏国第一个年号的含义。然而，改朝换代的逻辑似乎仍在黄龙、白雉、凤凰、白虎和麒麟之类，这些瑞兽瑞鸟预示着天命神明之应。但看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所载禅代众事，诸臣劝进无不诉以祥瑞诸物，太史丞许芝更是列述图谶符命，亟言“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
乃谓：《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许芝怕是黄龙、白雉之类还不够，又搬出蝗虫来加码。卢弼《三国志集解》讥之曰：“蝗虫亦为符瑞，则世无妖孽矣。”但卢氏称之符瑞实谬，所谓“今蝗虫见”，是由反面强调鼎革易祚之义。
按《汉书》五行志：“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乂），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所谓“介虫之孽”，《说文》释为“蝗，螽也”，乃“阳气所生”。许芝劝说曹丕别老是这么端着，倘违拗天命而失在过差，难免亢阳不乂，眚灾迭见——蝗虫即其征验。其实，曹魏代汉自是大势所趋（既成三分鼎立，“挟天子”再无必要），但曹丕很看重话语作用，登基前必须让人将劝进文章做足（裴注引述诸臣劝进之言连篇累牍，读来不胜其烦）。
有意思的是，从献帝禅位诏书到大臣们的疏奏，都拿天文运势、祥瑞图谶说事，没人直言弱肉强食才是硬道理。后来孙权称帝前，同样借祥瑞大做文章——“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吴主传》），这样才让孙权心安理得做了“大皇帝”。这就是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也是史官笔下的文明法则。龙形玉佩，宋，高6.2厘米、长7.5厘米、厚0.3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数据库）龙，作为帝位与权力象征，在所有符瑞中尤其显得重要。
《三国志》魏、吴诸帝纪传多有黄龙青龙见于某地记载，仅曹叡、曹髦、曹奂在位时就不下十余次。明帝时青龙见于摩陂井中，于是改年，又改摩陂为龙陂，曹叡还亲率群臣前往观看。《三国志》所录眚祥通常不作占验，但这事情显然被认为是吉兆。其实，是凶是吉还两说。卢注引《宋书》五行志曰：“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