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不算奇怪的事情，人家要背景有背景，要资源有资源，要名声有名声。△袁术的势力发展领先群雄所以从实力上说，袁术的确有骄傲的资本。再者，由有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较多，农民种得的粮食除了自给外，剩余部分按照管辖规定，交给统治者军需。从此看来军需粮食是不成问题的。
历史上著名的馊主意有哪些？
1938年10月底的一天，武汉保卫战已经彻底失利，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乘车撤往长沙，结果半路上汽车抛锚了，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追兵到了哪里，白氏和随从们急得团团转。恰在此时，兼任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公路经此地，遂邀请白崇禧上车同行，桂系老二犹豫了好一阵，最终还是接受了好意，尽管跟周公同车在他看来有些尴尬，那也总比叫日军先头部队给俘虏了强。
（抗战时期的周公）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聊了很久，其中也聊到了红军和桂军之间最激烈的湘江战役，白崇禧忽然冒出来了一句：“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周公笑着说：“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这当然都是客套话，红军确实没有深入广西的计划，但必须路过桂境，而桂军对红军的损害也是不小，两军最终没有拼个鱼死网破的原因，其实还要感谢老蒋所谓“一石三鸟”的馊主意。
在德国军事顾问团严谨的筹谋下，国民党军队的历次作战计划，很少有像“湘江追堵计划”这样的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次计划一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在左右幕僚和自诩精明的算计下，老蒋在湘江战役之前就打定了主意：利用粤军、湘军和桂军逐次消耗红军的兵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而中央军在战役前期只作壁上观，最后才出来收拾残局，如此既削弱了地方杂牌、又重创了红军、还能保存自己嫡系部队的实力。
（抗战时期的白崇禧）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老蒋当面交代薛岳：“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剿fei，一面结束军阀割据”，所以担任主要追击任务的薛岳所部中央军，始终用一种不紧不慢、不远不近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尾随在红军的后面，经常保持两天左右的行程距离。从反蒋到投蒋的薛岳，比较深刻地领会了老蒋的意图：耐心地等待红军跟粤军、湘军和桂军死拼，然后再坐收渔人之利，其所部近10万大军，却经常被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万余人所阻，慢腾腾稳当当，绝不冒进。
可问题是，陈济棠、何键和白崇禧都不是傻子，甚至得算是久经磨砺的老油条，先是陈济棠让开粤北道路，后是何键一心送红军出湘，所以在湘江战役爆发时，湘军主力只置于湘江的湖南段，并不肯与桂军联成一条紧密的防线。而白崇禧也打定主意，桂军主力只扼守湘江的广西段，并且一俟红军主力抵达江边，则迅速后撤让出通道。只是因为红军“搬家式撤退”的行动迟缓，以及老蒋对湘桂军阀的严令，湘军桂军不得不重新向全州地区集结，才意外爆发了“湘江血战”。
湘江战役过程不再赘述，本文重点介绍此战之后的情况，红军渡过湘江后其实并没有完全摆脱危机，兵力也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下降到30000余人，人困马乏并且伤员众多，一路进入到桂东的西延山脉。就在红军主力还在龙胜以东时，桂军第7军第24师覃联芳所部，已经凭借位置靠前和道路熟悉，于1934年11月27日抢先占领龙胜。
该师参谋覃琦按基本军事常识，建议第24师迅速前出袭占马堤北坳，截断红军入黔的唯一通道。马堤地区是一处南北方向的狭长隘路，东西两侧均为险山峻岭，大部队几乎无法攀越，只能沿隘路迅速通过，如果桂军24师抢占北坳，完全可以利用天险截断红军的去路，而从南路赶来的夏威第15军，也正在逐步接近马堤地区。如果两路桂军完成对南坳、北坳的封锁，红军将完全被困在狭长隘路之间，其后果不堪设想，稍有军事常识都应该知道，这将成为绝地。
（薛岳）然而第24师师长覃联芳断然否决了师部参谋的提案，他的讲话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白长官的作战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之借口。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岂能立即歼灭？倘逼其同我硬碰，造成鹤蚌相持，给中央军入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断不能行”！要说老蒋始终收拾不掉桂军呢，其高级将领对白崇禧意图的理解能力，那不是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