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十年的时间。孙权怎么听都觉得有点夸张，转而咨询群臣，群臣也觉得很不靠谱：山越之所以很麻烦，不在于他们有多么的能征惯战，说到底都是些蛮人，要是真刀真枪的拼，怎么可能真的打得过正规军，他们的优势其实是在于机动和灵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总之就是反反复复的打游击，让正规军一筹莫展，不知所踪。
吴三桂造反前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为何还能调动军队？
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即将达到京畿地区的时候，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关外的全部城池，回京勤王。但是此时的吴三桂却慢驰缓行，从宁远到山海关120公里走了14天，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灭亡，吴三桂仍未到达。
在这之后的吴三桂在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之间首鼠两端，最终选择了在山海关大战的阵前向清军投降，同时引清兵进关，大破李自成大军。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臣民，在此后追击李自成，还是同南明小朝廷的作战中，吴三桂异常勇猛，横扫西南半壁江山，为大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领兵攻入缅甸，迫使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朱由榔，并在昆明将其绞死，在对大清王朝表达忠心的同时，也献上了一份厚重的“投名状”。
至此，吴三桂以及整个吴家到达了权势的最高峰。吴三桂本人从刚刚投降时的平西王爵位，被加封到了平西亲王，纵观清朝历史只有两位异性王能够被封为亲王级别，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同为“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吴三桂也被允许在云南开藩设府、世守云南，同时兼辖贵州。他的儿子吴应熊迎娶了皇太极的女儿，成为了“和硕额驸”，并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
然而，处于对吴三桂的防备以及不信任，当时的朝廷还是给予了吴三桂极大的限制。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第二步，也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第三步，康熙六年（1667年），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
第四步，同年，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康熙皇帝智擒鳌拜、掌握大权的时间是在康熙八年（1669年），此时掌握朝政，并且施政执行的还是鳌拜等人，并不是康熙皇帝自己。尽管当时的朝廷中央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限制并且削弱吴三桂的权力及影响力，但是实际的效果确是收效甚微。
首先是在军权上。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但是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印信之所以在古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权对于兵权的管控和限制，特别是宋朝开始出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印信成为了统御全军的重要凭证和身份象征。但是吴三桂所统领的军队的班底，是他在明朝辽东战场上统领的那支“关宁铁骑”的最后力量，是跟随着吴三桂一同投降了清朝，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这些人早已经是军队中的骨干和核心。
而此时的他们与吴三桂不仅有着巨大的认同感与同理心，更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对于吴三桂的认可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所以印信对于吴三桂来说，并不重要，收回印信并不能阻碍吴三桂对于军队的管控。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清朝收回了印信，非但没有能能够限制吴三桂，反而吴三桂依旧能够施展其影响力。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曾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为名，要求朝廷允许其扩充军队，补充军饷，朝廷也只能答应。
长此以往，使得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三藩之用半天下”，而是吴三桂之用“半天下”，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而三藩的费用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吴三桂一藩的开销就占据了一半，这也导致了清朝政府与吴三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是在行政权力上。尽管清朝收归了其人事任免权，地方事务管辖权也开始逐步收回，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吴三桂是云贵“土皇帝”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