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无大将，寥华作先锋"通常是一种比喻，也是对蜀汉政权后期人才匮乏的一种评语。他援引祖训，是为了避免叛逆之名，把矛头直指齐、黄几个人，以“清君侧”，这在当时是收到一定效果的。我是三国迷，我来回答。而陈光将军也于1954年离世，两个人都未能赶上1955年的大授衔，从革命资历、综合能力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情况来看，即便没有出现意外，最多是大将或者上将级别。
朱棣“靖难成功”是因为什么？
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举兵“靖难”，以“清君侧”为名，带兵南下，经过历时三年多艰苦战斗，燕兵直趋南京，建文政权彻底失败。建文帝方面的原因建文帝依靠江南士人及地主，江南出身的官吏，大多为书生，军事非所长，制定的政策也脱离实际。建文帝自己有时候当断不断，优柔寡断，表现出信念不强，屡有反复的个性。永乐二年（1404）九月，朝鲜国王问其使臣赵浚：“建文宽仁而亡，永乐多行刑杀而兴，何也？”赵浚对曰：“徒知宽仁而纪纲不立故也。
”上图建文帝从军事上说，建文帝驾驭不了淮西将领，注定了他的政权难以长久。面临失败之时，又派李景隆与燕军割地请和，这不仅与前之削藩主张背道而驰，而且充分体现了苟安一时的传统弱点。李景隆迎降朱棣，导致建文帝全军覆没，南京陷落。上图李景隆朱棣之所以能取得政权，主要原因也有几个方面：第一，朱元璋《祖训》之影响。
朱棣一发兵靖难，即抬出太祖祖训曰：“凡新天子即位，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人诛之”。他援引祖训，是为了避免叛逆之名，把矛头直指齐、黄几个人，以“清君侧”，这在当时是收到一定效果的。祖训即是正统，朱棣明知削藩出自建文帝，却偏提一小撮。师出有名，在政治上易得到同情，加上当时封建诸王大多倾向燕王一边，形势对燕王极为有利。
上图靖难之役示意图第二，军事上得蒙古支持，无后顾之忧。当朱棣发动“靖难”时，首先与宁王朱权相勾结，“相得甚欢”。当时宁王就藩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府”，有甲兵八万，所属朵颜三卫骑兵亦皆英勇善战。燕王也以事成“中分天下”为诱饵，争取得到宁王的支持。建文三年（1401）十一月，鞑靼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
将才和帅才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包括天福山起义、徂徕山起义和湖西起义等等，创建了第一批八路军游击队，也就是后来“山东纵队”的前身。而为了加强山东的抗日力量，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也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奋勇东进，于1939年初胜利到达山东境内，于是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两支隶属关系平行的武装，他们都受延安的直接指挥。
（徐向前元帅）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山东我军实现统一指挥势在必行，最初选定的军事领导人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1939年4月，徐帅出任整合后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以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各部，当然，以徐向前的军中资历和威望，指挥的顺畅性丝毫没有问题，可惜徐帅因身体原因，1940年不得不返回延安疗养，第一纵队番号随之撤销。
于是山东八路军的统帅人选，再次成为一道难题，首先接掌指挥权的是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然而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明，由于历史和能力等方面的原因，朱瑞将军领导115师的部队确实有一定困难，而面对日军的进攻和扫荡，作战仍然为第一要务。于是在1940年7月，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只好采取临时性过渡办法：由陈光、罗荣恒主要负责军事，而以朱瑞主要负责山东分局的工作。
（罗荣桓元帅）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当时的意见是：“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将来林彪去山东”，但是林彪毕竟还在苏联治病，而山东的对敌斗争却是时刻在进行，所以这种临时性的办法不可能长久，其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山东分局的主要领导无法负军事责任，而第115师的师首长由于不是山东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全面领导山东的工作以及指挥山东纵队也有困难。
经过再三沟通和考虑之后，1941年3月，延安批准成立以陈光为首的第115师军政委员会，然而军事指挥上的多次失误，使陈光的军事威信也有所下降，8月间再行调整，决定由分局书记朱瑞主持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山东地方党的代表）主持政府工作，陈光负责财委工作，这已经是第三次变化了，而山东的军政工作因此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