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拨乱反正，扭转了刘邦的错误战略选择。公元前204年，彭城之败后的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形势危急。面对儒生郦食其提出的复立六国之后、分散项羽力量的主意，刘邦病急乱投医、欣然同意，甚至连印章都刻好。关键时刻，张良赶到，他列出了著名的“八不可”，以不容辩驳的逻辑，指出郦食其思路只对六国贵族后裔有利，对出身草根的刘邦而言反而是放大弱点、自毁长城，让回过神来的刘邦惊出一身冷汗：“竖儒几败而公事！”当然，张良的功劳远不止以上四项，诸如写信给项羽、让对方误判刘邦的战略意图；慧眼识才，提前点出英布、彭越、韩信三位军事人才对汉军的重要意义；主张先封雍齿，解除功臣们的不安心理；巧施妙招，帮助刘盈稳住太子之位，保持政权平稳过渡等等。
但在笔者看来，张良的境界之所以远远超出历史上的其他智囊，关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身为反秦的贵族后裔，却能主动拥抱新秩序。我们都知道，当初张良为了报韩国被灭之仇，不惜变卖丰厚家产收买勇士谋杀秦始皇。这种格局，其实跟太子丹没什么两样，显得过于小气。但在随后的秦末战乱中，也许是看到了贵族复辟、诸侯并立带来的巨大破坏，张良意识到了项羽思路的落伍，认识到了大一统体系的不可阻挡，逐渐变成了秦制的忠实拥护者。
不然的话，为何在秦灭之后，他还坚决支持刘邦东进，向着一统天下的事业努力打拼？为何在儒生郦食其提出扶持六国后裔的主意后，身为六国遗老遗少的他竟然斩钉截铁的反对？历史上的复仇者并不少见，但在其后能够意识到仇敌主张的正确性，转而积极拥护新秩序、并为其孜孜不倦奋斗的，也许只有张良。仅凭这一点，就能让他从一众智囊中脱颖而出，境界高人一等。
第二，无视荣华富贵的利诱，以高超的智慧急流勇退，并为后世功臣确立了标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千百年来，无数立下显赫功勋的英才都跳不出这一历史死循环。但西汉初年的张良，其实早已为后世提供了标准应对模板：自我贬低，归功于领导，推卸封赏。刘邦分封功臣时，曾让张良自己在富庶的齐地挑选三万户。
张良却谦虚的说，自己当初能在半路上遇到刘邦，是上天把自己赐给对方；自己进献的计谋很多，那些侥幸成功的，都是因为刘邦慧眼识珠、指导有方。最终他坚决推掉了厚赏，选择了贫穷的留县；为自己立下的功劳，找一个庸俗的动力。张良曾对外宣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
也就是说，自己侥幸立功，只是抱着替韩国复仇的目的，没啥其他野心，从没有想过青史留名；急流勇退，归隐江湖。封侯之后的张良，竟然令人意外的投身道教，“欲从赤松子游耳”，积极从事辟谷之类的道术。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树立起清心寡欲、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人设，躲过了功高震主的危险。在后世，有许多功臣也借鉴了这一套路，比如晚年闭门修道的尉迟敬德、随时以道士自居中唐名相李泌等。
燕国位于苦寒之地，领土也不广阔，为何能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时期燕国疆域并不大，它南起易水流域，北达今天内蒙赤峰一带，气候寒冷，本来不具备成为强国的资本。但是燕国拥有战国时期最为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农耕技术，推动了燕国农业的大发展，使得燕国经济能与中原大国媲美。铁农具出现于春秋，普及于战国，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普及程度，燕国均位于诸侯国前列，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翘楚。
燕国农业耕作技术也很先进，他们利用境内水资源丰富的长处，注重水井的挖掘与利用，并使用了井上汲水工具“桔槔”。燕国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垄作耕法”和“粪田”，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亩产至少在100斤以上，超过了当时大多数国家。战国时，燕国已掌握了块炼铁、生铁冶铸、块炼钢、铸铁脱碳钢、退火柔化工艺、淬火工艺等先进的冶铁技术，国内的农民在生产中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
今天在河北省兴隆燕国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铁农具范，就是当年燕国人在高温下炼出的生铁水浇铸而成型的，这种冶炼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铸造效率和铸件质量，使得燕国农民使用的铁锄有较硬的耐磨芯部，外有柔韧的铁素保护层保护，耐用性极强。（燕国铁犁）从燕下都出土的V形犁来看，这种犁前尖后阔，锐端有直棱，增强了刺土力。当时其他国家方多用铁制造 兵器，较少用于制作成农业生产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