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没有听从刘基，也就是刘伯温的坚守南京城的建议，而是选择了先北上抗张士诚，再迅速回师解决陈友谅。由于之前陈友谅吃过一次贸然进军南京的亏，这次是发动六十万大军，但不是冲着南京去的，而是洪都。他的这种战术至今是个迷，但其实更大的可能是陈友谅此次倾巢而出，并不仅仅是攻打朱元璋，而更像是意在张士诚。所以，他并不希望围攻南京，从而激怒朱元璋回师，朱元璋跟张士诚打得越久，越狠，陈友谅越高兴。
只是陈友谅小看了朱元璋手下的将领，朱文正，这是个狠人，你进攻，我也冲锋，你退兵，我也退兵。打到最后，陈友谅的楼船炮弹明明轰开了洪都城的缺口，但是步兵硬是不敢上，因此，朱文正也创造了洪都保卫战的奇迹。在这种僵持的情况下，朱元璋回师了，但不是采取的守城，而是进攻，在鄱阳湖跟陈友谅展开决战。那么朱元璋这是疯了吗？明明知道陈友谅的战船要远远强于自己的小船，为什么不选择逼陈友谅上岸对决，而选择对自己劣势的水战呢？这就要讲一下陈友谅的楼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船？在明史中记载，陈友谅的船是：“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
”楼船并不是陈友谅创造的，自古就有，比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由此可见，楼船，那是战斗力的象征，楼船离开益州顺江而下，直逼金陵，也叫石头城，现在叫南京，结果南京城头一片降旗……古代讲水战，有一句要诀，那就是：“斗船力，而不斗人力。”吨位高的船只，可以无视面前的小船，直接碾压过去，而且大船就意味着更不容易翻，能携带更多的兵士和武器，自然就是武力的象征。
包括现在也是，为什么要建航空母舰，道理是一样的，吨位越高，象征着武力越强。所以，陈友谅是疯狂迷恋造船技术，而且造的船都是主力战舰，在《武经总要》中记载：“楼船者，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外施毡革御火，置炮车、檑石，其长者步可以奔车驰马。”史书记载陈友谅的战舰，大的可以装三千人，小的也有一千余人，参照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在《明史·兵志》中记载：“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由此可见，陈友谅的战船，最大的已经超过了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也超过了当年隋炀帝下扬州的龙舟，其实这个龙舟也是楼船。陈友谅的楼船对战朱元璋的小船，可谓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毕竟这种船兵士多，楼层高，小船很难靠近，靠近了，也会被楼船上的士兵居高临下射成刺猬。但是这种楼船还有一个特点，也是《武经总要》中讲的：“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於用，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以成形势也。
”也就是说，这种船由于体积过大，受风面也大，一旦刮风，人力是控制不住的，也就是说这种船作战的时候，是有限制的，什么限制？那就是顺风和顶风的限制，由于陈友谅在长江上游，顺江而下，所向披靡，无人可挡，可是一旦逆水行船，基本就处于劣势了。再有就是稳心问题，这个稳心是指船舶正浮时的浮力作用线和非正浮时的浮力作用线的交点。
其实很好理解，船只总会遇到风浪的，然后会有一定的倾斜，但是等风浪变换了方向，船还可以自动扶正，这就涉及到稳心的问题。只有在重心低于稳心的时候，船才是稳定的，如果高于稳心，那么很容易倾覆。而陈友谅的楼船，好几层，重心必然上移，怎么解决稳定性问题呢？其实就两种方法，一种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战舰，把船底做成尖底，增加吃水深度。
再有就是增加船的宽度，以及增加压舱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船的稳定。在我国古代，只有沿海地区，涉及到深海远航的船，才会使用尖底船，大部分也只能是平底船：“尖底船因吃水太深，在内河、浅海极为不便。”那么陈友谅的楼船想必也是平底船，这样就必然会增加压舱石，这样的楼船，又重又大，行动迟缓。如果陈友谅造的楼船是尖底船，那么我们也就不用再分析了，就那吃水深度，别说打仗了，在内河或湖泊行动都是问题。
那么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到底败在了哪里？可以说陈友谅既不是败在了装备，也不是败在了士气，而是败在了自己的愚蠢。在2010年的时候，南京发现了一个墓，这个墓是郑和的副手洪保的，墓志铭有这么一段：“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库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五千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现代军舰的2500吨排水量，这个排水量放在二战时期，都是主力战舰，北洋水师的致远号排水量是2300吨，差不多就是这个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