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选择了主战派大臣王直、陈循、高谷等人组成新的通知中心。又调整了军事指挥人员，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兵马；封赏镇守边疆的将领，这些将领都是素有声望、屡立战功的人，对他们的任命封赏，使边城有了得力的守将。景帝还惩治了土木之败的直接责任者，籍没了王振的家产，公示其罪过。这一措施，宣泄了文物群臣心中不平之气，使朝纲为之一振。
为了防止也先挟持英宗诱占边城，求索金银，郕王多次晓谕边将以社稷为重，固守城池。为此景帝颁布多道诏敕给边城的将士，这些诏敕的发布，挫败了也先挟英宗诱占边城的企图，使边将敢于拒绝也先诱惑，固守城池。土木之变后，瓦刺势必乘胜南侵，景帝信用于谦，抓紧时间，为居守京师作了大量的军事准备。首先调集两京、河南所募新兵，江北及北京诸府漕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守卫京师;又令御史白圭等十五人分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召募训练民壮，备调京师，以增加京师守卫力量。
其次加固了京师城墙，赶造战车器械，调集南京武库三分之二的武器北上，充实京军。最后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将大通仓粮运往北京。严明军纪，振奋士气，做好了迎击瓦剌的充分准备，瓦剌也先兵临城下，最后被明军打得节节退败。但是瓦剌仍有很大的优势，还要挟着太上皇（朱祁镇）。为此景帝仍敕谕边将固守城池。当时太监嘉宁叛投也先，引导瓦剌入侵，因此，同时命令边将，如果瓦剌拿太上皇来边城要挟，嘉宁随行的话，边城将士可以诱杀嘉宁，以此表示拒绝之意。
太监嘉宁后来被擒杀，也先失去入侵向导。景泰元年四月，有大臣上谏主张求和，被主战派大臣于谦谏回，景帝采取了于谦主战的意见，自是边将人人主战，不敢言和。这一年也先先后骚扰宁夏、朔州、大同等城，均遭到明军顽强抵抗，到处受挫，其轻视明廷之心有所收敛。“初，虏轻视中国，及犯京师，见城池巩固，人心之愤，始大丧气，自是见上皇皆行君臣札。
”由于掠夺战争的连续受挫，又失去了与明朝通贡之利，瓦刺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大明也有意激化其内部矛盾，使其互相削弱。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退出紫荆关后，可汗脱脱不花即遣使言和。景帝接受大臣王直等人的意见，厚待来使。而连年的战争，使瓦刺人民出现厌战情绪。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也先不得不遣使通好，提出了送还英宗的请求。
这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指出:“虏始挟太上贿赂，不甚仇，欲奉之还。”景泰元年八月右都御史杨善、工部右侍郎赵荣出使瓦刺，迎回了太上皇，明朝对瓦刺的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明朝对瓦刺战争的胜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景帝的正确决策及知人善用。首先，土木之败后，国家面临破亡的危险，主张南迁者大有人在，人心面临解体。
此时，景帝识大体，做出了守御京师的决定，毅然支持了主战派，稳固了人心。抓紧了时间准备守御。其次，景帝信任、重用主战派人物于谦、石亨等，是另一重要原因。用人的正确，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最后，土木之变后，明朝选拔得力将领镇守沿边重镇宣府、大同等地，稳固了已面临崩溃的防线，屏蔽了京师，这是又一重要原因。二．富国强兵景帝自建国之初，就注意克服正统时期的各种弊政，励精图治。
景泰二年，景帝提出：富国强兵的要求，令臣下献计献策。正统时期，奸臣当道，贪图小利，开始与外通好，把敌寇引入京城。危及宗庙社稷。在景帝的要求下，群臣纷纷上书，清理积弊。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 改良政治景泰年间的政治改革，基于克服前代积弊，实行新政。太监在封建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往往借助于皇权，干预朝政。
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专权害国，景帝接受这一教训，对宫中的宦官尤为严格，太监金英是英宗北狩时奉命辅佐郕王的太监，景帝将其禁锢，景泰朝废而不用。景帝对宦官下了禁约，使他们接受教训，不敢肆意妄为。明代思想家李贽指出：“陛下左右内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绝外人之交，盖能以覆车为鉴也。
”正统时，太监王振利用锦衣卫，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景帝即位后，逐步限制锦衣卫的活动。景泰元年正月，有人控告锦衣卫“多为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辨理。”对其如此害民，景帝规定“彼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为辨理之。如肆为诬罔，俱重罪不宥。"景泰三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今后关系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等罪情，有勾结王府、外夷，窝藏奸盗，买卖官吏收财等情形，事情严重者，才可以如实上奏，御史复查真实之后，才可以审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