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史学家认为朱元璋的三年乞讨生活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是对他帝王之路的一次考核和培训。正是这三年的流浪乞讨生活所经受的耻辱、欺诈和挣扎，把一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朱重八变成了一个胆大妄为、皮厚心黑的流氓朱元璋。有人甚至调侃说在朝代更迭的乱世，流氓是皇帝的蛹。即使当了皇帝，朱元璋也经常提及他曾经的贫苦。
朱元璋对农民是发自内心地感到亲切和同情。他了解农民的疾苦，知道农民们辛苦劳作无非就是为了穿衣吃饭。他认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农民是最辛苦的，终年劳作无休，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当了皇帝以后，为了实现农民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便发布命令，指导农业生产。他规定了很低的农业税率，鼓励农民开荒耕种，不几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农民有衣穿、有饭吃的梦想。
生性吝啬如他，一旦遇到灾年，竟然会不遗余力地赈灾放粮。所以，从出发点来说，朱元璋是一个真心关心农民疾苦的皇帝。但是，由于他本人的个性和认知水平，他不放心任何人，事必躬亲。因此，为了管理方便，他的政策计划性太强，太过僵化，完全无视各个地方的环境差异。他让农民种什么，不管气候水土是否适合，农民就必须种什么，不得违逆，否则惩罚措施也十分严厉。
因此，农业发展的效果并不好，农民的日子并没有多么好过。此外，因为自己是农民起义得来的江山，生性多疑的朱皇帝为了子孙后代的江山能够坐得安稳。他关心农民吃饭穿衣的同时，又严密防范农民生二心，畏民如虎。为此，在管理农民上，他既广泛借鉴前朝，又有一系列的创造发明。为了便于管理，把农民固定在一个地方，他创造性地发明了户籍制度和职业传承制度。
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被登记在户口本上，并且要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迁移，不许更换职业。也就是从出生那刻起就决定了农民的儿子只能务农，裁缝了儿子只能学习裁缝。每个人都只能在你的出生地安分守己、生老病死，不得随意移动。万一有事需要出门，按规定，凡出门百里者，需要持有当地官府开具的“介绍信”，否则，拿住之后，轻则杖刑，重则绞杀。
万一遇到灾年，逃荒去外地，由当地官员负责把属民抓回原籍。为了加强对帝国人民的管理，朱元璋创建了里甲制度。每十户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这样全帝国的人民就都有了归属的单位。大明王朝一里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要相互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通过这种制度，每一家里每一人的一举一动都在邻居村民的严密监视之下。
一旦有任何不符合《大诰》教化的风吹草动，这种不安定因素就会有人立即报告官府。这样当然可以防止在大明王朝出现第二个朱元璋。二、 痛恨地主富户，夺其财富，认定其剥削是农民造反的祸根朱元璋自小就亲历了地主的欺压和剥削，全家人辛苦劳作，却常年挨饿受冻。地主们不用劳动，却吃香的喝辣的。对地主阶级的恨，是渗透到朱元璋的骨髓和血液中的。
即使端坐在龙椅之上，他俯瞰着地主富户们谄媚讨好的笑脸，朱元璋依然觉得他们面目可憎，罪大恶极。在他的眼中，正是因为地主们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才导致他没有饭吃，逼迫他起来造反。如今他做了皇帝，必须要消灭这个群体，以免他们再逼得别人起来造反。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打下江山是为了什么？当然是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让子孙后代永远安享富贵。于是朱元璋毫不犹豫地对那些地主巨富们举起来屠刀。他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仿照历朝历代的常用做法“徙富室以实京师”，把一些地方的地主巨富迁到应天府来，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起来，把他们从多年经营的地盘上连根拔起；二是发动农民诬告地主犯法，从而理直气壮地多起财产，取其性命。有些地主有先见之明，早早散尽家财，远走他乡，以求保命。
在朱元璋手下，江南地区的地主富户几乎被清洗干净。朱元璋的这种针对地主巨富的巧取豪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对官员刻薄寡恩，严惩贪腐，一味滥杀却又逼良为娼随着大明王朝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稳定，各级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的同时，贪污与腐败不可避免地滋生起来。由于官员贪污腐败导致的农民反抗此起彼伏，让朱元璋十分震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