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不说中央军采用的三三制模式，一个步兵连就有九挺轻机枪，步枪就有八十多支，一个营还配备六挺重机枪。就这些个装备看着都流口水，打他们一下，不仅能缴获好武器，还能得到不少的弹药补充，毕竟中央军的军费是最足的。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当初红军进入到甘肃之后，就和鲁大昌这个地方军阀交了手，一场战斗打下来，红军光消耗的子弹就有三万多发。
结果缴获鲁大昌的武器弹药之后，都傻眼了，武器就不说了，这些个弹药就没有多少能用的，因为口径都合不来。这买卖打一场是亏一场。反过来打中央军就不一样了，当时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时候，红军和中央军的吴奇伟打了一场。这买卖绝对划算，二十多个团被红军击溃这就不说了，缴获的机关枪就有二十多挺，步枪三千多条，这子弹就有三十万发。
突围的时候，伤兵是不是扔了不管？
战争中，安置重伤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不顾一切地全部带着走，影响全军行动能力，不明智；但如果无情抛弃，不但不人道，更会使全军军民寒心。一般来说，对伤员的安置，有以下几种方式。用工具运输伤员难以跟上部队，是因为他的行动能力丧失（或严重下降）。所以，能借助工具，让伤员乘工具离开，那携带伤员就不至于影响全军的战斗力了。
富得流油的美帝在这方面一直不错。长津湖之战中，美军被我九兵团围困。在突围中，美军利用简易机场的飞机运输、汽车运输等手段转运伤员。所以，长津湖之战，尽管陆战一师突围得很艰难，但他们基本上没有留下伤员。在机械化时代之前，利用轮子运输伤员，也是非常常见的。西汉时期，李陵孤军深入，遭遇匈奴大军围攻。李陵率军且战切走。
其中，受一处伤的继续作战，受两处伤的驾驶车辆，受三处(及以上）伤 的用车子载着。所以，如果有合适的交通工具可以运输伤员，一般部队是不会放弃自家兄弟的。那么，如果缺乏合适的运输工具，或者伤员规模超过了运输工具的运输能力呢？隐藏于群众家中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伤员可能会被安置到群众家中。比如，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地区。
群众常常积极、主动照顾我军受伤战士。他们不但会在突围准备阶段，主动申请承担照顾伤员，他们还会在突围战结束后主动到战场寻找可能需要照顾的受伤战士。这些群众本来就不宽裕，但却愿意用最好的食物来照料我军战士。在遭遇敌军的威胁、盘问时，更有群众宁死不说，献出了生命!在老乡们的细心照料下，许多战士愈合了伤口，重新去找部队。
那布满如沟壑般皱纹的笑脸、那如同老树般粗糙硬实的双手···是我军战士刻骨铭心的依靠和难以忘怀的归宿。——《解放战争》。暂时脱离部队在进行无后方作战时，情况就复杂了。一般来说，让伤员在未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让伤员脱离部队，无论如何都是很难做出的决定。即使在很危急的情况下，我军宁可放弃重炮、辎重，也不会丢下伤员。
不过，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被迫只能如此。比如：汝河之战，由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军16旅只能带走部分轻伤员，许多重伤员只能留下。“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有的战士后来归队，有的战士回到了家，也有的战士永远长眠于岸边。总的来说，伤员的安置对军队的士气、形象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红军长征途中有哪些感人的故事或者英雄？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分别收到了同一个人写给他们的信。给他们写信的人是个泥瓦匠，但是他们在收到信后，却激动不已，并迅速联系上了泥瓦匠，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红军剧照）这个泥瓦匠叫孔宪权，他出生于1911年，是湖南浏阳人。孔宪权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年少时便给地主放牛割草，后来又做过杂工，吃了许多苦。
后来农民协会闹革命时，他就开始闹革命。再后来，红军经过浏阳时，他便扔下锄头参了军，其后他参加了土地革命和反围剿中的多次重大战争。孔宪权是个打仗不怕死的人，每次上战场，他都冲锋在前，且有勇有谋。虽然他几次都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总能幸运的避过凶险，并且还取得了卓越的战功，因此就在在红军队伍里他又被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