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将领认为，只有充分发挥武器的最大功能，才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制服敌人。尽管日本肯定也知道撞角的“作用”，但仔细推敲分析后，不难发现“撞角”只试用于当双方船队近距离作战、且双方阵型已乱之时，为最佳的时机，在战场上，去捕捉这种机会是很难的，因为说不好双方都会“共同牺牲、得不偿失”！而在武器使用上，日本是下了一番狠功夫的，它相比中国使用武器，可以说是更精、更熟练。
日本对于舰船上一些起辅助作用的小型口径速射炮，操作更加灵活、把握时机更准，日本人用演练中推理出的“抵进射击”理念，即在双方舰队保持着最合适的距离时，充分发挥小口径炮弹威力，进而攻击敌方军舰，发挥武器装备的最大功能！况且在黄海海战之前，日本就已经多次“荷枪实弹”的演练，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在演练之下，日本海军认为发挥武器最大的功能相比“撞角”这种战术，是更可行、更可靠、更能见效的。
日后的黄海海战，也正面检测了日本这种战术理念是可行、可靠，是适合海上作战的。所以在关于自身武器装备、武器使用的认识上，日本联合舰队采取与北洋水师截然不同的战术，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总结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采用的“夹缝雁行阵”队形，是本身自己对战术研究还不够彻底、不够全面，没能做到与时俱进、与作战理论俱进，而采用的一种“站在前人肩膀上行走”的时髦战术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能“融会贯通”的表现。
北洋水师从撞角威力巨大 技术革新，推演出的是“撞角威力更加巨大”，这与日本推演的结果截然相反。不过这也和李鸿章一贯主张的“以退为进”的思想，束缚北洋水师手脚，只顾于保存自身实力，胆小窃战，导致舰队缺乏实战经验是密切相关的。或许采用什么阵型并不显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敢于实打实的去训练军队，敢于在“荷枪实弹”的战争中，去磨炼自己、去成长自己，这才是一支军队强大的必由之路！参考资料: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杜普伊.《武器与战争的演变》《日本海军战术议论录》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图片来源网络。
甲午海战中丁汝昌的指挥错了吗，为何北洋舰队会失败？
从题目看，这里所说的甲午海战应该是指1894年9月17日发生的黄海大东沟海战。有关第一个问题，丁汝昌的指挥有没有错。答案其实是无论对错，都与丁汝昌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因为他根本不是海战的具体指挥者。百多年来中国人提到大东沟海战时容易步入一个误区，即习惯性地将丁汝昌视作是这场海战中北洋海军的指挥者。丁汝昌，职务为北洋海军提督，理论上是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但是丁汝昌在北洋海军中所主管的事务主要是全局性的管理，以及督办诸如后勤、人事、纪律等，北洋海军的专业技术事务，以及军事训练等工作，日常是由丁汝昌之下的两名翼长来负责，即左翼总兵林泰曾和右翼总兵刘步蟾。
可以这么认为，丁汝昌是一名行政官员，林泰曾、刘步蟾是军事技术官员。黄海大东沟海战时，丁汝昌坐镇刘步蟾管带的“定远”舰，其实际的作用相当于督军、督阵，而真正的作战指挥者，实际上就是旗舰“定远”的舰长、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这一点，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战斗报告中也有所体现。打个比方，丁汝昌当时的作用和地位类似于日本联合舰队中在督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
另外，从黄海大东沟海战的具体战事细节来看，丁汝昌也并未在战斗中有指挥行为。首先，黄海大东沟海战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在“定远”舰的飞桥上受伤，脸部烧伤，腿部受创不能站立。原本属下要将他救入甲板下的舱室内，但是丁汝昌加以拒绝，坚决留在甲板上，此后丁汝昌一直坐在一个甲板室的通道边，不断用言语来鼓励每个经过的官兵，并没有具体指挥舰队作战的举动。
其次，19世纪的海战和现代海战存在一项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因为舰与舰的联络手段受限（仅能采取旗语等方式，而旗语又不可能迅速表达语义过于复杂的命令），所以实际上海战中指挥官所能起到的指挥作用十分有限，更多时候依靠的是各舰的自我发挥。同时，各国海军也会根据自身的战术、装备特点，在平时就制定下达战术条令、战术守则，一旦遇到战事，舰队会依照这些条令和守则来作战，舰队指挥官所要发挥的仅仅是引导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