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朱棣是怎么知道了这件事，二十八号一早，燕军悄悄抵近明军，替明军放了三声号炮。已经饿得头昏眼花的明军一定号炮就乱糟糟的争先恐后的往营门口跑。结果，被早已守候于此的燕军击溃。是役，大将平安等三十七名将领被俘，何福单骑遁走，十余万明军投降燕军，燕军上下一片欢腾！淮北一带的明军就此土崩瓦解！3、燕军浦口被徐辉祖击败，打得朱棣也想议和北归了，但是，朱高煦来了。
仅有朱高煦是不够的，儿子哪有侄子亲，建文帝又来帮忙了！建文帝听说盛庸兵败，赶紧叫都督佥事陈瑄带着水军前往支援，结果，陈瑄降燕！朱棣渡江败盛庸军，下镇江，兵指京师。4、建文帝其实也想走，可是被方孝孺给劝住了。方孝孺认为，京师还有二十万军队，足以坚守待援。可惜，人心已背，李景隆大开城门，迎降朱棣。建文帝自焚而亡。
靖难之役，朱棣反败为胜创造了藩王逆袭成功的独一无二的战例。朱棣以一隅之地，挑战建文帝全国之力。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处于全面的劣势。但是，燕军一直由朱棣亲力亲为的指挥，一直以骑兵的灵活机动，抓住了战斗的主动权。而反观明军，先是李景隆送人头，后面又先后以盛庸，徐辉祖为将，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显然缺乏配合，分进合击进行的杂乱无章，以至于最后只能以坚守城池的防守策略去应对势弱的燕军。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最后却被处死，是因为站错了队吗？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十四岁的于谦登进士第。后因平定汉王朱高煦有功，得到宣宗赏识，升为巡按江西；后又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性格刚强，为官清廉。明英宗时，入京觐见，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到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举南侵，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在怀柔外的土木堡，被瓦剌军打得大败，全军覆没，王振被杀，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遭此变故，群臣纷纷主张南迁，于谦力排众议，坚请固守，力请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新帝。之后，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整饬兵备，成功抵御了瓦剌大军。新帝继位，英宗朱祁镇失去了利用价值，瓦剌被迫释放英宗回朝，但一直被代宗朱祁钰囚禁在南宫。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朱祁钰病重，石亨等人发动政变，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辟。于谦被逮捕入狱，不久后，在崇文门被斩杀。在明朝濒临灭亡之际，于谦力挽狂澜，可谓是明朝的中流砥柱，是民族的英雄。于谦被杀，也可以说他是站错了队，他没有站在哪一个君主一边，而是坚定地站在了国家、社稷一边。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危，义无反顾，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其最终被杀，起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社稷为重，君为轻”。当初，英宗朱祁镇出征，以年仅两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以郕王朱祁钰监国。英宗被俘后，孙太后接受于谦的建议，因太子年幼，就以郕王朱祁钰为新君。郕王再三推辞，于谦高声说道：“我们完全是出于国家、社稷考虑，并不是为了个人打算。“郕王这才受命，继承帝位，是为代宗。
于谦等人完全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做出此举，但事实上却得罪了朱祁镇父子，埋下了隐患。当初，瓦剌太师也先以为朱祁镇奇货可居，想以此要挟明朝索要大量财物，于谦力谏代宗拒绝。可以说这完全不顾英宗的安危，能不引起英宗的记恨吗？于谦以主少国危为由，建议孙太后不立太子朱见深为新帝，改立郕王朱祁钰，这也违背了英宗的意愿。
由此可见，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尽管是为了社稷，但却把自己完全置于君主的对立面。第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缺乏政治权谋的于谦，难以善终。瓦剌看到明朝新君已立，就决定和议，释放朱祁镇回来。大臣王直等商议派遣使者前往迎接，代宗很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你们推上来的。”代宗的意思很明白，当初是你们硬逼着我登上这个位置的，现在把英宗迎接回来，如何安排英宗和代宗呢？英宗（1427--1464年）与代宗（1428--1457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年仅相差一岁。
代宗继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此时英宗也仅仅二十四岁。如此年轻的太上皇回来，如何安置的确是个大问题。此时，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得到此时已是一言九鼎的于谦如此保证，代宗才改变了脸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太上皇朱祁镇能够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但接下来代宗的所作所为，就把于谦的这份功劳，变成了朱祁镇对于谦的仇恨。英宗回来之后，代宗就把他安置在南宫，并下令将南宫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因为吃穿不能满足，朱祁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已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变卖，以贴补家用。代宗甚至命人把南宫附近的树木全部砍伐，以避免有人藏匿与太上皇联络。
就这样，朱祁镇在惊恐不安之中，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囚禁生活。无论是放弃英宗迎立代宗，还是迎回英宗，于谦都是出于道义和国家社稷的考虑。但对于朱祁镇来说，感觉却大不相同。作为帝王，宁愿国家没了，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宝座。一国两主，这的确给一心为国的于谦出了一个难以破解的题目。关于朱祁镇、朱祁钰兄弟的会面，历史说法不一。
《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是，兄弟二人见面后，嘘寒问暖，还彼此谦让了一番。这无非是说，您回来了，我就该把皇位还给你；另一个就说，我能回来就很感谢您了，哪能还惦记着这事。《明实录》则记载："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这里就没有说得那么客气，仅仅是不冷不谈地说了一句：从东安门把太上皇迎接到了南宫，文武百官见了个面，知道有这个事，做个见证也就是了。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代宗主动让位给英宗，英宗会如何安排代宗呢？恐怕也不会有啥好果子吃，能否善终也未必一定。第三，于谦性格刚强，不善权谋，不迎合权臣，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最早就因为不向权臣王振行贿而被免职下狱，土木堡之变后，侍讲徐珵(徐有贞）以星象变化为由，力主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责备，力主抗战，因而得罪了徐珵。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朱祁钰病重，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等人趁机一起率兵迎接朱祁镇复辟，并上疏将于谦等人逮捕入狱。英宗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看来英宗还算有点良心，没有忘记于谦力主迎接英宗回朝的事。但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事就成了出师无名。”于是，英宗才拿定主意，将于谦等一大批人全部处死。
于谦一心为国，忧国忘身，口不言功。但由于个性刚直，招致了众人忌恨。特别是对于谦倍加器重的代宗，不幸病重，年仅三十岁就驾崩。这给徐有贞等权臣们以机会，最终导致了于谦的悲剧。总之，于谦始终坚定地站在了国家、社稷一边，而不是像权臣们一样，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选边站队，只抱君王的大腿，不考虑国家利益。于谦的结局，可以说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的悲哀，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协调的矛盾，是制度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