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射雕英雄传》开篇时，他就一路捏造丘处机等全真七子杀金兵、灭汉奸的抗金义举，在《神雕侠侣》中，又臆造渲染王重阳耗费半生心力抗金、全真教拒绝蒙古诰封、全真派诛杀蒙古使者、力助郭靖戍守襄阳等事迹，将全真群道塑造成不畏强权，民族性强烈的忠义之士。然而事实上，王重阳、丘处机、包括整个全真派，都从未有过任何抗金、抗蒙之举，反倒先投靠金人，又充当蒙古人的走狗，堪称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组织，却被老查塑造成了高风亮节的爱国教派。
双手沾满汉人鲜血的铁杆汉奸吴六奇，在老查笔下也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豪气干云的反清义士。“明史案”中可耻的告密小人查伊璜，也被美化成与顾炎武、吕留良相交莫逆、并驾齐驱的反清名士。吕文德一代名将，先后数十次击败来犯的元军，即使在众寡悬殊、外无援兵的绝境之下，仍然在襄阳死战不退，迟滞元军兵锋达三月之久，最终与城偕亡。
伤亡惨重的元军为了泄愤，将其首级悬于城头三日示众……这样一个忠肝义胆、不顾生死抗击异族的爱国将领，反倒被金庸塑造成了贪生怕死、猥琐无能的可憎小丑。而在《倚天屠龙记》中，那曾经担任大元县令，对元朝统治念念不忘，在元亡多年之后，仍然坚持以“大元遗老”自诩、自居的张三丰，却被描述成气节昭昭，以驱除鞑虏为己任的反元志士……虽然金庸曾因史学功底太差而被浙大学生轰下讲台，但最基本的史学常识他还是具备地，更何况在写小说前，他也肯定会先行了解相关背景；而从其作品常与历史结合，表述也大多无误来看，他在涉及历史时也很注意严谨性。
像这样的人，不可能犯下这么多幼稚的史学错误，因此凡是书中与事实明显相悖者，都无疑是处心积虑的有意歪曲。事实上，金庸所宣扬的错误历史论调基本都集中在民族矛盾方面，且大多涉及清朝和明朝，其中缘由，不言自明。有一些人为金庸辩护，说其小说中的某些内容与历史不符，是出于“艺术需要”，认为不能拿写史书的标准去要求小说作者，所以金庸想怎样写就可以怎样写，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写小说并非撰史，确实允许适度的艺术加工，但对历史的改动，应该是基于情节需要，而不能任由作者去随心所欲地恣意篡改；在尺度上，也不能太过分，太离谱，毫无底线地任意发挥。否则的话，若是某个作者祭出“情节需要”、“小说允许改编历史”之类的幌子，把秦相爷、吴总兵、汪主席之流都塑造成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将史可法、文天祥、岳飞等人塑成小丑、无赖，忠奸互易，颠倒黑白，我们是否也应该对此宽容理解，听之任之？更何况，金庸对历史的歪曲，根本就不是出于什么“情节推动”的需要，而是有意要歪曲历史，蛊惑世人。
就如《鹿鼎记》的第一章，根本就与整部书格格不入，对全书情节的推动非但无益，反而还有负面效果，完全就是金庸为了洗白祖上查继佐而生硬夹带出来的私货。如果真是为了推动情节，那和顾炎武坐在一起的，就该是历史上真正的反清义士，至少也该是个虚构人物，而绝不该是一个告密小人。查先生不顾羞耻，腆着脸安排那一幕顾、查二人痛斥告密者的情节，其用心昭然若揭，又岂能用“情节需要”四个字就搪塞过去？小说作者在书中表达自己的个人观感，本是人情之常，原也无可厚非，但这种表达不应该是对真相的歪曲，更不能是包藏祸心，对整个社会的有意欺骗。
查良镛将自己的小说当成歪曲历史、坑蒙群众的工具，利用其社会影响力来颠倒是非，谋一己之私，文人的清高正直和知识分子应具的基本操守均荡然无存，其心机之险诈龌龊，所为之可鄙可恨，实在令人齿冷。而金庸的小说又与其他武侠作家大有不同，其历史描述具体翔实，九真一假，煞有介事，轻易便能骗取读者的信任，让他们误以为是真实历史，这也正是他的小说害人匪浅的原因所在。
金庸之所以撒谎骗世，其心路并不难猜。他的祖上之所以发迹，始于查继佐告密赢得清廷好感，他自然会对这个老祖宗另眼相待；加上金庸生性虚荣好名，担心祖上的不光彩行径影响到自己苦心塑造的良好形象，所以才会煞费苦心地对查继佐大加粉饰。康熙当年待查家甚厚，令这个原属寻常的汉人门庭，陡然间变成了高贵的旗人，跻身于统治阶层，之后更是在此基础之上飞黄腾达，勋贵名臣迭出，成为当时的显赫大族。
饮水思源，查家上下自然对帮助祖上脱罪的吴六奇、以及改变查家命运的康熙感激莫名，这也正是金庸知恩图报，在《鹿鼎记》中拼命吹捧美化这二人的原因所在。当然，金庸吹捧康熙，洗白全真教和吴六奇等汉奸，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查先生身为旗人，价值观自然与我辈不同，既然他祖上是投敌汉奸，并靠着出卖乡里才得了富贵，那洗白其它汉奸和投敌组织，便是给自家正名，其惺惺相惜，兔死狐悲的情结，原非寻常国人所能体悟。
正因如此，在金庸的作品中，对于降清的众汉奸，如施琅、范文程、吴六奇、马宝、赵良栋、洪承畴等，一概加以开脱回护，对其叛国的苦衷也给予了充足的理解，甚至对其投敌当汉奸的行为持认同，甚至赞颂的态度，将这些家伙塑造成了维护国家稳定的英雄、识时务，让百姓能够尽早从战乱的苦难中挣脱而出的大功臣。2004年，金庸在泉州两度与施琅像合影，在镁光灯下，对其景仰崇拜之情几乎难以遏止，之后便在众记者面前大谈自己的历史观：“现在的历史观也有不同了，许多意识都应该改变了。
满族与汉族的观念，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云云。其实参拜施琅只不过是个引子，老查真正的目的，无非还是要当众宣扬自己那“独特”的满汉观念罢了。在众多降清汉奸中，金庸独独对吴三桂一味贬低、敌视，其中缘由也并不难猜，无非就是因为吴三桂曾经起兵反清，试图复兴汉统，威胁到满人集团对中国的统治罢了。除了大肆撒谎之外，金庸还在自己的小说中竭力美化满清，贬低明朝，甚至到了罔顾事实，对所有的异族都大加吹捧，对所有的汉人王朝都拼命贬低的地步。
在老查的作品中，对中原王朝的皇帝描述极少，通常只是一个单薄模糊的剪影；而且评价普遍很烂，在笔者印象里就没有出现过正面的形象，或明或暗的贬低倒是层出不穷。在查先生笔下，汉人王朝的殿堂上总是充斥着一群昏聩无能、尸位素餐的废物，只会掠夺百姓，欺压良善，正经事儿似乎一件也不做。为了丑化汉人王朝，民族英雄吕文德被丑化，守襄阳靠的全是游侠郭靖，朝廷只会在后面掣肘添乱；驱除鞑虏的一代雄主朱元璋被塑造成窃国小人；年仅十七就能用智计铲除阉党的崇祯帝也被说得蠢如猪羊。
至于汉人官吏，更是几乎没有正面形象，都是些诸如卑鄙无耻的段天德、残酷屠杀契丹百姓的宋兵、被令狐冲戏弄的小丑军官之流，可以说是清一色的人渣。而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英明神武的皇太极、鸟生鱼汤的康熙、豪迈的完颜阿骨打、讲义气的拖雷、精明强干的忽必烈……就连那个人见人爱的李文秀，喜欢的也是异族人，汉人少年中或许也有好的，可她却偏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