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突出典型。"此外,因出试题得祸,或进书得祸的,在永乐年间亦送有出现。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的行径,在中国君主专制时代是不多见的。其次,明代君主在明代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
朱元璋在位时也有文字狱，那么他发动的文字狱有何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突出典型。他出身寒微,青年时当过和尚,又由“造反”起家。在门阀观念、等级思想盛行的宗法专制时代,上述几点都是颇伤大雅之事,因此,朱元璋虽然一再仿佛十分不在意地宣称:“予本布衣”、“联本农家”,但内心深处始终澘藏着一种自卑感。由此生发出一种无比敏感的忌讳,而忌讳的矛头下意识地指向文化水平远比自己高明,又“善讥训”的文化人,于是,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飞来横祸。
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北平府学训导起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之词;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知府作《贺正且表》中,有“睿性生智”等语,朱元璋把“则”都念成“贼”,以为是识讽他参加过红巾军,把“生”读作“僧”,认为指他曾出家当过和尚。稗官野史上还有则记载:太祖尝元タ出游,见一灯画一妇女,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巨,朱元璋大怒,认为灯谜寓意指马后(因为马后是准西人,大脚),还朝后即下令刑官将做灯谜的土民组拿处死。
朱元璋不仅镇压任何触犯自身忌讳的文字,而且绝不容某些文人著文言及宫闱秘事或政治弊端。洪武年间监察御史张尚礼作宫怨诗云:“庭院沈沈昼清,闲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高帝以其能图官心事,下蚕室死”。金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仿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朱元璋迭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做法,被其后继者所承袭,明成祖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严禁建文时的主要谋臣、明初文学家方孝据的著作流行,下令“藏孝孺文者,罪至死”。朱棣还查禁大量不利专制统治的戏曲,并颁旨:“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此外,因出试题得祸,或进书得祸的,在永乐年间亦送有出现。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的行径,在中国君主专制时代是不多见的。
唐代虽极讲避讳,书籍、文告中,凡遇“虎”、“渊”、“民”等字(李虎是李渊之父,李是唐高祖,李世民是唐太宗),都要加以回避,但史箱中尚未发现唐代有触忌讳而受重刑的记载。北宋年间,文人因文字问罪的不乏其例,如元丰年间苏东坡系狱,有人拿出苏东坡的诗给宋神宗,说其中“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之句,意将皇帝比喻为“蛰龙”。
神宗说:“彼自咏桧,何预联事。遂薄其罪。”可见,当时虽有文字告讦的情形,但帝王尚未深文周纳,没有因诗文得罪而大开杀戒。此外,南宋奸相秦桧对金妥协投降,惟恐人议,屡兴文字,著文讥讽秦桧议和的士人,多被降职、停官,甚至下狱,但也极少因文字得罪而被杀的。明太祖则不然,“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明代文字狱的推行,还具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动向。
首先,明代因文字杀人,抛弃了“刑不上大夫”的老规矩,直接施重典于大臣,不仅“诛其身”、而且“没其家”,以此树立皇帝的绝对威权。其次,明代君主在明代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如上情形无不表明,中国文化专制主义到了明代已达到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