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汪精卫）竹机关“竹机关”在武汉会战结束后设于汉口，机关长是柴山间四郎中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梅机关“梅机关”为了扶植、监视和控制汪精卫集团专门组建的特务机构，1939年8月22日成立于上海，因为办公地点在虹口日租界的小楼“梅花堂”里，故代号为“梅机关”。
县直机关公务员提拔快，还是乡镇公务员提拔快？
选拔领导干部程序中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分析研判和动议。一般在这个阶段组织部门及领导就已经经过酝酿，对要提拔谁就有了个初步的方案了。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方案按程序走下去，就会这成最终的正式方案。能动议提拔干部的领导并不多，一般就是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或者县长。当然，其他领导也可以向组织上推荐领导干部，也可以动议选拔领导干部，但也得县委书记同意，组织部具体办理。
在这一阶段，组织部门综合有关方面建议和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动议分析，就选拔任用的职位、条件、范围、方式、程序和人选意向等提出初步建议。对动议的人选严格把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前核查有关事项。因此，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已经对要提拔谁，有了个基本的初步方案。想要提拔，当然是要有领导认识你，推荐你。
在乡镇工作，除了农民认识你以外，除了乡镇的领导和同事认识你以外，县里的领导可能没几个人认识你，能遇见你的机会也不多，更别说了解你的工作能力了。领导连认识也不认识你，更别谈了解你、推荐你，将要选拔你担任领导列入动议的方案中去了。在县直机关工作，接触领导的机会要比在乡镇工作要多一些，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去找领导汇报一下思想，找机会与领导接触。
那些在县委办工作、在县政府办工作、在组织部工作的人员，就更有机会接触领导了，在选拔领导干部时，领导自然就会想到他们，如果确实是具备一定能力的人，在动议时就可能会列进提拔的人选意向中，进行酝酿。在乡镇工作，即使你的能力再强，但没有领导认识你、举荐你，你列入不了人选意向中，想要得到提拔的机会是很小的。选拔干部也有民主推荐环节，但一般也是在分析研判及动议之后进行。
民主推荐列前几位的，也没规定必须要提拔。因为，可能有些坚持原则的干部，得到的民主推荐票会不多。民主推荐有时候就是仅仅作为一个参考，即使你的推荐票很多，可能也会因为推荐票少些的人更适合那个岗位而不提拔你。 因此，一般来说，在县直机关的公务员，要比乡镇公务员提拔要快，因为他们认识和接触领导的机会要多一些，特别是认识和接触那些可以动议提拔干部的领导的机会要多一些。
当然，如果乡镇公务员有一定关系，能让可能动议提拔干部的领导认识了解自己，认可自己的能力，获得提拔的机会也还是比较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关系很重要，伯乐很重要，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在哪个部门工作，不管是在县直还是在乡镇，只要有关系，有领导举荐，提拔的机会就多、就快。以上是个人的见解，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二战时期日本的特务机关：特高课、梅机关、竹机关、菊机关等，有什么区别？
汪伪特工组织“76号”的头目李士群，原来是特工总部的二把手，搞倒主任丁默邨后飞扬跋扈，就是因为背后有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的支持，1943年影佐一旦被调离上海，李士群就成了没有主人保护的狗，被汪伪周佛海和日本驻上海宪兵队冈村中佐联合毒杀。这是因为“梅机关”直属日本陆军的参谋本部，是“中国派遣军”及所属陆军宪兵的顶头上司，日军各部不敢不给面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7月2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三个重要单位，在上海成立了间谍谋略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除了作战以外的所有对华重大谋略，以及建立汉奸政权的执行机关。负责人由三个单位分别派出，即陆军的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的金田芝中将，外务省的坂西利八郎顾问。由于日本陆军在华势力最大，土肥原又是特务元老，因此该机构又称“土肥原机关”，直接对日本内阁的五相会议负责，权力极大。
为了分化中国内部，配合日军进攻，该机关又以梅、竹、兰、菊等花卉名称，在各地分头组建了任务不同、策反对象不同的特务机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梅机关“梅机关”为了扶植、监视和控制汪精卫集团专门组建的特务机构，1939年8月22日成立于上海，因为办公地点在虹口日租界的小楼“梅花堂”里，故代号为“梅机关”。
它有权协调日本驻军、宪兵队、其他特务机构对汪伪政权予以各方面的支持，也是汪伪特工总部的创建者和实际控制者，76号内一直驻有日军一个宪兵分队。鉴于日本比较特殊的陆海军军事体制，梅机关以陆军为主，但也有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特务组织）的代表，以影佐为机关长；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影佐又兼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梅机关则对外称“最高军事顾问团”，其实就是汪伪政权的后台老板。
（大汉奸汪精卫）竹机关“竹机关”在武汉会战结束后设于汉口，机关长是柴山间四郎中将。此人1928年乃是张学良的顾问助理，有名的中国通，中心任务是配合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对中国军队的分化工作，对象从北洋军阀吴佩孚等元老到第五战区的川军部分将领，基本没什么成效；1943年接替影佐祯昭成为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兰机关“兰机关”也设在上海，机关长是和知鹰二中将，重点工作对象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军事集团，日军认为桂系是国民党内最具势力的反蒋集团，因此在桂南会战后，和知鹰二兼任了华南日军第21军的“司令部附”，以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的方式，企图造成两广地区脱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局面，与第五师团长今村均共同派出代表赴桂林游说白崇禧，但白健生抗日大节不失，把日军代表崩了回去。
菊机关“菊机关”设于福建，主要策反对象是国民党“闽粤边防军”总指挥黄大炜中将，1939年11月，黄大炜率部叛变投敌，被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成为汉奸，1940年改称汪伪“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以黄大炜为总司令，1944年5月，黄大炜在上海被军统特工暗杀身亡。上述四个特务机关都有日本军方背景，并且是临时性特务机构，由日本陆军主导为执行特定任务而设，基本是挖掘汉奸之用，从使用机关代号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任务是秘密的。
（汪伪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特高课“特高课”是日本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就成立的正式特务机关，隶属于内务省，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政府工作人员、是政治警察、是公开的机构；日寇入侵我国和东南亚地区后，日本军方的宪兵队成立了军警联合特高课，一般下属于日军各宪兵司令部和各级宪兵队。可以说，哪里有日本宪兵队，哪里就有特高课的身影，他们的任务就是监控反日思想、镇压反日志士，还有在日本国内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其他反战人士的任务，笔者曾将其与“盖世太保、军统局、克格勃”并称为二战时期的四大特务组织，因为它们从事的，并非仅仅是军事情报和谍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