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决战匈奴扩大疆域，造就了“西汉盛世”。下面就汉武帝的具体功业，从政治、经济、开疆拓土以及用人之道几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二、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改革——削弱了“王国诸侯”的威胁，消除了一直威胁国家统一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社会经济经过汉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到汉武帝时进入繁荣时期，而政治上的隐患依然存在。
虽然经过文、景两帝的分化消弱，但从汉初以来的王国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汉高祖废除异姓王，分封同姓为王，并与诸大臣刑白马盟哲“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强大。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极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
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入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
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小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其后，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
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时期，国家的疆域广阔，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三、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 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相同步，汉武帝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手段，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统一币制等经济政策。 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耗费巨量财富，用尽文景时期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国家出现财政危机。如何保证国家经济能够正常运转，更主要的是如何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的统一调配，为此，汉武帝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
而在此前，铸币、煮盐、冶铁不受国家法律限制，经济政策宽松。盐铁私营造成地方经济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国家因此也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经济大权旁落地方，使地方王侯豪富疯狂聚敛钱财、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命脉。 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国家在产盐、铁地区设置盐官、铁官，雇佣劳动力煮盐、冶铁，盐官、铁官统属中央的大农，直属中央调配，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