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圈地、剃发易服、投充逃人、禁关屠城等等这都是清初弊政，但同时大清在历史上也有一定功劳，不好一味抹黑，更不能认为凡是大清做的事统统不对，凡是大清的皇帝统统不好，那岂不是演变成为“原罪论”了么？朱元璋是凤阳人，努尔哈赤是建州人，老家不同，同属华夏。只不过那年代建州太落后，道路交通又不发达，所以不大重视而已。
努尔哈赤也是“龙虎将军”、建州左卫指挥使，虽属羁縻但毕竟有别于朝鲜这样的独立国家，努尔哈赤也曾以此自豪，三十道敕书也让他吹嘘了一阵子。满洲的皇帝们也知道这些，但是为了本族利益，他们不敢上赶着“融合”，因为满洲人口基数太小了，禁不住同化，这关乎整个顶层的集团利益。满洲皇帝怎么说呢？我们的先人都有大明居住许可权，都在大明治下当官？我们入主中原算是造反？搁谁谁也不会这么说的。
有些话可能某些朋友不爱听，但无论是怎样形式的羁縻，建州他都不是朝鲜国，只不过建州太过闭塞，而且相对荒凉，所以中原王朝懒得管，继而采取放养方式罢了。正是出于这种否定事实的心理，从努尔哈赤时期就开始尽力撇开这种身份，以七大恨起家，后来连皇太极都看不过去了，又出了个改良版的“七大恨”都是这个目的。再有就是初入中原的时候，一再强调是李闯灭了大明，而非大清，实际上大明的全身血肉都是被大清吸干的，要死不死无力反抗之际被李闯捡了便宜，捅上了最后一刀而已，也可以说：大清不杀大明，大明却因大清而死。
没有李自成，大明王朝一样会步入末路，早晚几年而已，这话不假，但是大清亡明这是基本事实，否则就李自成和张献忠那寒酸的战斗力，祖大寿的家仆祖宽一支几千人的部队都能单挑他们俩，您想吧。朱元璋几十天内全家饿死，全拜大元王朝的弊政和贪腐所赐，虽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建立大明王朝后，他也没有一味的清算，也曾说过：“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大元）生养······”“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之类的话，再比如“终生”求之而不得的王保保，虽然抓不到哥哥，但还是把王保保的妹妹观音奴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正牌的王妃一枚，她的结果不论，老朱最初这份善意还是有的。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让某些朋友客观看问题，如果预设立场、预设结论再去搜集证据，做出的判断往往是有失公允的。另外大家也不要相信什么“番薯盛世”、“玉米盛世”、“土豆盛世”，纯属扯淡，个别省县地区有过几个确切数字（广西居多），但全国综合数据是谁也拿不出来的，因为当初就没有实际统计，现在的数据都是猜测，民国17省种植面积不足1%，甚至可以直接视为“0”，仅有7省超过10%的种植面积，以广西为最，大清中期那种野秧子没人爱种。
这些作物真正大面积种植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好吧，不提民国，我们就算大清全国50%的耕种占地（够多了吧，还能怎么编）用于番薯等高产作物，番薯平均亩产1000公斤，大米亩产470公斤，相当于以前每年收获10份粮食，种植番薯后变成15份，仅此而已，但却要用多出50%的粮食总量，养着明末3倍多的人口，另外那近2亿多的人口是喝西北风长大的么？原始资料大多数只是显示两种状态，即“种”、“没种”，为什么这样记录呢，因为领导有要求，官员要拥护，但是老百姓不爱种这些作物，所以官员上报的时候就会说某某县种了番薯，种了多少？一根、一亩、一顷、一县？不说。
为什么不爱种呢？卖谁去？咱们现在所吃的番薯或者说山芋，早就不知道改良了几百次了，那时候的番薯大概拇指一般粗细，味如嚼蜡，真的是度荒产品，但是老百姓交税可是真金白银的往上交，番薯卖不出去他怎么交税呢？所以脑子不灵光的才会去种，官员们也不想老百姓种植番薯，因为会影响税收，而税收中的一部分官员还要贪污，所以结果就是，如果种植番薯，既影响了国家税收，还影响了官员个人收入。
您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农民交米，收税的小吏装得冒尖然后踢斛一脚，这叫淋尖踢斛，因震动掉在地上的米属于损耗，不计入税收额，不算农民纳税部分，如果农民上交番薯，那么小吏不会踢斛，他只会踢人，因为不光农民不爱种，官员也不爱收。那谁还会种呢？所以文献记录大多显示有或没有，0或者1的状态，一般不敢写产量，更别提什么产值了，这叫报喜不报忧，坚决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万一遭逢灾年有番薯顶着呢，请领导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