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换了另一种穷凶极恶的嘴脸，严刑伺候，他们想尽了各种折磨犯人的方法，比如让犯人举痰桶，举了一个多小时，用鞭子打，把犯人的手打得红肿，连饭碗都端不起。新犯人打码头突然，一阵发喊，随着一阵杂踏的脚步声，几名组长、监督岗拖着一名满脸是血的犯人到大门口来。
监狱服刑的犯人最害怕什么惩罚？
失去自由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但是有些人在外面嚣张跋扈惯了，来到了监狱依然吊儿郎当公然抵抗改造。那么，有针对这种犯人的措施吗？下面我来说一下监狱最常见的两类犯人，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监狱的罪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刚入监的，一类是已经服刑很长时间的。刚入监的罪犯身上还有一股戾气，所以最容易抵抗服刑改造。而老油子罪犯容易偷奸耍滑，消极对抗改造。
一、新犯人刚到监狱的入监队，对监狱的改造生活各种看不顺眼，总拿这里跟外面相比较。记得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新犯人，人高马大的，1.95米的身高加上那300斤左右的体重，站在普通人面前像一个铁塔似的。在犯人群中也显得格外扎眼。他是犯的故意伤害罪，判的时间也不长，总共只有三年，少数民族嘛，在量刑上有减轻政策。在新犯人中他看谁都不顺眼，仗着自己的身高体重，对于大组长的话也不理会。
大组长也是犯人，是监区评选出来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协助狱警管理犯人的。终于在第三天，大块头跟大组长正面起了冲突。大组长曾经是武警士官退伍的，身高也有1.8米，退伍多年来也一直在健身，治理那些不服从管教的普通犯人完全不在话下。只是这次遇到了硬茬。当时我们正在监室学习《监狱法》，所有人都在默默的背诵，而大块头却靠着床睡着了。
大组长发现以后就扔了一本书过去，正好砸在大块头身上。他被书砸了一下就惊醒了，左右一看原来又是大组长。本来这几天就看他不顺眼的，这次终于爆发了。二话不说，拿起自己坐的小板凳冲过来就往大组长头上砸。大组长伸手挡了一下，大块头又一脚把大组长踹倒，然后骑在身上挥舞着拳头左右开弓朝着对方的头上砸去……狱警赶来以后大组长已经是头破血流了，在狱警的警告下大块头依然没有停止。
狱警和其他犯人去拉大块头的时候都被他给推开了。这已经算是袭警了，作为服刑的罪犯袭警那还了得？当即使用警棍将大块头放倒，随后被赶来的几名武警制服。大组长被送去了监区医务室，而监区也响起紧急集合的铃声。不一会诺大的操场坐满了新犯人，监区一把手和教导员也坐在了主席台上。而那位大块头也被反铐着站在一旁。开会的内容我不想细说，大致意思就是新犯人不服从管教还故意伤人，开会的目的就是让他先认错，然后关禁闭……但是没有想到这大块头还是个“硬骨头”，当着全监区的民警和罪犯他居然不肯认错，而且一句话也不说，有种“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嚣张态度。
这下可把所有人惹毛了，当场给他脖子上挂了一块匾，匾上写着一行大字“抗拒改造”。有人可能会奇怪，脖子上挂块匾有什么稀奇，能起到什么作用？能让人感到害怕吗？这块匾可不是普通的匾，它是由铁桌子改装的，曾经有人抬过，大概有200多斤。挂在脖子上，然后双手反铐，普通人十分钟都坚持不下来。而大块头却好像没事人一样，挂着就挂着呗，反正他不认错。
监区领导有些下不来台，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时候你认识到错误了，这个匾什么时候取下来。第一天，他坚持了过去，除了睡觉吃饭，这匾一直挂在身上，而且旁边有人执勤，是不让坐下的，但是可以靠会墙。第二天就只能靠墙站了。他的精力正在一点点被摧毁。第三天，人已经站不稳了，跌跌撞撞的似乎随时会倒下。到了中午时分，大块头终于还是倒了下去，并且用虚弱的声音说道，我服了，我认错……。
从此以后，大块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在劳动方面也是一个好手，经常帮助别人完成劳动任务，一直到满刑他都没有欺负任何人。但是他也有忌讳，那就是不能当着他的面提起“匾”和“铁桌子”。另一个是即将满刑的犯人，是个小块头，人很精明，已经摸透了各种规则，各种偷奸耍滑而且很难有抓到他的证据。他姓龚，是因为扒窃被抓进来的，平常跟我们聊天也是眼珠子乱转。
日常劳动生活中常常不知不觉就被他坑了，你还有火没处发。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甚至开始孤立他。当他坑完最后一个朋友以后，终于没人肯帮他了。由于块头小，夏天的拔花生他总是不能完成任务，这也导致他不能加“分”，说白了就是会影响减刑。眼看减刑无望，他的本性露出来了，开始混水摸鱼，自己完不成任务还要搞破坏，让别人也完不成任务。
逐渐发展成天天装病，完不成任务害怕受到惩罚，所以不是说这里痛就是那里痛。但是监狱医生给他做检查他也不配合，说监狱医生不专业，所以查不出他的病。后来直接派车给他送监狱外面的大医院去了，结果一检查确实有病，那就是懒病。懒病肯定有“特效药”的，你怕劳动，怕改造。那可以，成全你，不用你做事了。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无论是在田里劳动还是在监区劳动，他总是在一旁立正站着看。
刚开始他很得意，看我们挥汗如雨的埋头苦干，还朝我们这个方向做鬼脸，取笑我们。当然，我们劳动完了或者到时间了是可以下班休息的，该洗澡的洗澡，该看电视的看电视。但是他呢，只能一直站着。从我们早上出工开始，一直站到晚上12点，吃饭也是站着吃。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向带班狱警承认错误，但是没人理他。他又向我们田间劳动的犯人求情，让我们去跟带班狱警说说好话，他已经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
从第四天开始，他居然知道带着纸和笔，罚站的时候一直在写忏悔书。每天都会求着带班狱警让他回去做事，他现在只想劳动，这样站着太痛苦了。第七天的时候，终于让他回来了，这次以后，他开始抢着劳动了，一直到满刑的那一天都没有再偷奸耍滑。其实，监狱的犯人怕什么，那就是怕被区别对待，也害怕孤独，本来就失去了自由，然后再被孤立，那么接下来的漫长刑期将无比难受，笔者曾经亲眼看见正常的小伙子就这样精神失常了。
死刑是枪决，那么是打头还是打心脏呢？
我们老家有一个死刑犯，被一枪打穿了心脏，然后挣扎着往前爬，又补了一枪，还是没死。像我们老家那个罪犯，就非常的特殊，当时执行死刑，属于公审公开执行，现场有好多人都看着呢，两个法警压住两边，一个警察举起步枪，对着犯人的后心部位开枪，一枪下去，犯人栽倒，但是居然没死，还在挣扎着向前爬去，嘴里还无言无言的说着什么，这一下可把围观群众吓得不轻。
执行者当机立断，采取补枪的方式，一般来说执行是用步枪，但是出现一枪未死的情况，都是使用手枪来补枪的，于是法警用手枪朝他的心脏又补了一枪，结果还没死，这下围观的群众有些轰动了，有人觉得是他命不该绝，觉得既然都挨了两枪了，还没有死，就应该放他一条生路，所以现场围观一度很混乱，后来还是管事者用手枪在脑袋上补了一枪，这样这个罪犯才最终死去。
后来这件事越传越邪乎，还说这个罪犯是被冤枉的，所以才能心脏上挨两枪不死，闹得大家都人心惶惶的，不过后来经过科学的解剖，才发现，这个人的构造和正常人有些不同，有点类似于镜面人，他的心脏的部位并不是位于左胸，而是更靠近于中央的位置，所以两枪瞄准心脏的射击，实际上只是伤了他的肺而已，所以并不能一击致命，但是从那这件事情之后，我们那死刑的执行方式就变成打头了。
这里就要说一下我国的死刑制度，法律规定的死刑执行方式只有注射和枪毙两种，而枪毙呢一般会打心脏或者打头，最开始基本上都是打心脏，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打头更加实际一些，还能保证成功率。首先，对心脏开枪这种方式，虽然致死率也是100%，但是是存在一定延迟的，有些人在心脏被轰碎之后，还可以坚持几秒钟，这就对犯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所以在射击胸口的执行方式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犯人还可以苟延残喘发出哀嚎，非常的痛苦，所以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还是对头部开枪更加没有痛苦。
因为子弹, 摄入脑干之中，基本上就是一瞬间，人的意识就没有了，不会遭受太大的痛苦，这也是对死刑犯的最后的关怀吧。另外，对心脏开枪还存在很多的变数，就像老家那个犯人一样，心脏的位置和常人有些不同，想想看，如果碰到一个镜面人，那么一枪下去，几乎是死不了的，这样也会对犯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也会对执行者和在场的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综合考虑一下，还是对着头部开枪更为合适。
不过对头部开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现场太过于可怕了，即便是执行的法警，目睹这一切之后，心理上也会产生阴影，这也是为什么会对死刑执行者进行心理疏导，以及放假及补贴等方式的补偿，因为确实不是正常人可以忍受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负责执行的法警，因为当时执行一次的补贴很多，他的家里人很多都有病，急需用钱，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他都踊跃去报名，这给他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后来也患了抑郁症，因为那种场面，确实不是正常人可以接受的。
死刑犯受刑，为什么法警有很大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不大是假的，不少法警在执行任务后都会伴随着恶心、失眠、噩梦、食欲不振甚至神经衰弱等现象，背负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思想压力，往往需要心理医生介入疏导。在过去，死刑的执行者一般以武警为主，而现在，法警是死刑执行者。在平时，法警负责保卫、押解犯人的工作，而一旦接到死刑执行命令，他们就要担当起相应的职责。
从接到执行命令到执行完毕，心理压力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虽说被执行人都是罪大恶极的犯人，死刑是依法做出的判决，也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毕竟是一条生命，谁负责执行都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是抵触心理。尤其是在执行前，有些死刑犯出于求生本能，会做出一些异常行为，比如咆哮、痛哭流涕、自残，甚至是袭击执行人员，这些行为更会加剧法警的心理负担。
虽说法警代表的是国家，执行死刑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力，但毕竟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压力可想而知。法警执行与在战场上厮杀还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以性命相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心理包袱反而少了很多；而前者则是对一个人性命的“收割”，站在距离死刑犯五到七米的地方，只要轻轻触动扳机，子弹就会穿堂而出，从后胸贯穿前胸，同时伴随着血液四溅，放在谁身上都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接受的。
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法警，在看到这个情形时，心理情绪也难免会产生波动，为之一颤。虽说执行时间、执行地点、行车路线等相关信息都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只要自己不说，外人是不会知道谁是死刑的执行者，但自己这一关也很难过去，毕竟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再就是法场多设在偏远的郊区，从看守所到执行法场往往需要较长的车程，在这个过程中，法警同时担当着看管犯人的任务。
同在一个车厢，犯人一直保持平静还好，有些犯人的心理活动十分复杂，往往周期性地往复着从平静、怀疑到懊悔、恐惧，再到平静、怀疑的过程，法警还要对其进行安抚和心理疏导，犯人紊乱的情绪无意中又会增加法警的心理负担。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方面是司法的进步，减轻死刑犯临刑的痛苦，给予最后的体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法警行刑的心理负担，从1997年起，我国开始将注射死刑纳入到死刑的执行方式中。
相较于枪决，注射死刑给法警的心理负担相对要小得多，一方面，场面没有枪决那么血腥了，注射死刑所采用的药物是低毒甚至是无毒的，成分与安乐死的药物成分大同小异，先通过注射药物使死刑犯处于意识丧失状态，然后注射药物使其呼吸、心跳衰竭，整个过程无痛苦，更没有血腥挣扎的场面，无疑会大大降低法警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采用注射死刑后，法警不用亲力亲为了，不必“端枪”人工执行，而是通过注射泵与犯人静脉血管相连，注射泵上有一个自动注射的按钮，按下去便能执行完毕。
一个是“按钮”、一个是扳机，一个是人工执行、一个是自动执行，从这方面来说，注射死刑带给法警的心理压力无疑会更小一些。当然，限于注射死刑更加高昂的成本，目前注射死刑并未完全取代枪决，除了少数几个有条件的地区全面普及开来之外，很多地区仍然以枪决为主，因此法警在执行时，所面临的心理压力依然很大。除了更为人道的注射死刑被引入之外，如今在死刑判决时，大多本着“少杀”、“慎杀”的原则，任何一个死刑判决都需要经过最高法的复核、任何一个死刑执行命令都需经过最高法院长的签字；再加上这些年取消了一些适用死刑的罪名，以及对一些特定的人群不再适用死刑，比如18周岁以下的、75岁以上的、孕妇等。
在以上大背景下，真正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得越来越少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警执行死刑的概率，心理负担因此也相对降低了许多。解决此问题的关键，除了法警自身的心理调节，让其真正意识到这是“正义的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是法律，本质上是惩戒坏人、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和使命；除此之外，更应当加强心理疏导和干预，避免产生心理疾病，这既是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保证法警队伍强大战斗力的需要。
日本宪兵队的“荡秋千”是一种什么刑罚？
日本宪兵用过的刑罚多种多样，有些惨不忍睹，“荡秋千”是其中的一种，充满了恶趣，遭受过荡秋千的人下场都痛不欲生。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在国外臭名昭著，抗日战争期间，很多事情都跟这个机构有关系，跟游击队作战，到乡下扫荡，包括占领区的管理都是他们来做。在抗日影片中，这个机构是很神奇的，然而，在日本国内，日本宪兵队起初的职能很简单，他们的职责是维护日本军队的纪律，经常在军队里巡逻，发现日本兵犯了错误，违背了规定，就由他们进行惩罚。
当时宪兵队在军队里就是一个打杂的机构，哪怕是队长，也不过是一个中将，不是什么高层人物，机构的地位自然不高。后来，一位名叫东条英机的人担任了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在他的管理下日本宪兵队演变成了日本军队以外的一个机构，不只是负责军队的纪律，还负责国民的治安维护，相当于现在的军警。既然是维护治安和军队的纪律，对违法者进行惩罚，于是他们就有一系列的惩罚措施。
原本日本宪兵队只是在国内执行管理职责，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外扩张，开始侵占别国的领土。此时，日本宪兵队也随之到了异国领土上为非作歹，他们变成了间谍和进行情报工作的特工。来到中华大地上的日本宪兵队，是为了巩固日军的战斗力，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宪兵队的罪行他们在我国的领土上肆意妄为，用血腥的方法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至1937年以后，日本行兵队大肆进驻我国东北，在东北，一共设置了19个分部，设立了105个宪兵分队，八年期间，日本关东宪兵队人数达到了3894人。
日本宪兵队在中国大地上权力很大，他们维持治安，审问囚犯，执行作战任务，几乎部队能做的事，他们都能干。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他们在搜捕抗日武装分子过程中干的一些翻箱倒柜，偷鸡摸狗的事，使百姓深受其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东北，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东北人民强烈反抗，那时，日本宪兵队配合日军对抗日力量进行围剿。
令人印象深刻的三肇惨案，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一起血腥罪行。当时宪兵队在肇东、肇州、肇源地区到处抓捕抗日分子。他们一共捉到了130多名抗日武装人员，日本宪兵队对他们进行严刑审讯，当时爱国者们坚贞不屈，宁死不愿屈服。那天晚上，其中19人被他们用铁丝捆住，三五个人一串，用汽车送到城效某处，一路上，有一名爱国者开口大骂日军，日军用军靴直接踢掉了他的大牙，之后把这十几个人载到了李家围子南面的江边，命令一对聋哑人将他们吃水用的冰眼凿大。
用尖刀把19名爱国者及两名聋哑人全部推进去杀害，鲜血染红了江水。他们制造了惨不忍睹的命案，却用一句“当时未能详细查核，不免有若干捏造”来敷衍了事，实在令人震惊痛恨。被日本宪兵队抓住总免不了皮肉之苦，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残忍折磨爱国人士及手无寸铁之力的老百姓，用棍子打，用竹签擦手指，用冷水灌肚子，用皮鞋踢人，用烙铁烫人……这些都是他们惯用的虐待手段。
充满恶趣的刑罚荡秋千这是日本宪兵用来练习手臂力量的一种游戏。原本他们是拿着木头或者石器左右摆动来锻炼手部的力量，后来突发奇想，他们把这种训练方法用在了被 捕人员的身上。当他们想要训练的时候，四个人站成两队或两人对站，把被捕的犯人叫了出来，有人抬起犯人的手，有人拽住他的脚，两人或四人不约而同把犯人抬起来，上下左右晃动。
四个人尽量保持节奏一致，摆动的幅度从小到大，就像荡秋千一样。这种游戏看起来犯人似乎不痛苦，可是让他们任意上下左右摇晃，很快就会头晕。此时不能喊停，胆战心惊之余，还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这几个人如此反复晃动了三五分钟后，身体逐渐出汗，几个人练得累了，就不约而同的把犯人用力一抛，抛向半空中，把他甩得远远的，这个人有时撞到了墙壁上，有时直接跌在地板上，常常撞得头破血流，有不少人被撞晕了，有的人被撞到骨折。
宪兵们看到犯人躺在地上血流满面，他们无动于衷，这样才心满意足笑嘻嘻地扬长而去。被跌得差点粉身碎骨的犯人没有呻吟的机会，更不可能接受治疗。回到牢狱中，他们还要忍受监狱里各种恶劣环境的摧残。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到处是跳蚤蚊虫，这些臭虫肆意嗫咬戴手拷脚镣的犯人，如果身体受了伤，蚊虫们更是围着受伤者转。受了伤的犯人不仅不能受到治疗，每天还只能吃两顿饭，早上九点半吃一餐，下午四点半吃第二餐，那些饭是用发霉的粮食做成的，每人只能吃一小碗或者两小团。
身体受伤，吃不饱，吃发霉的食物，很多人日渐消瘦从而丧失生命。住的监狱到了冬天，就像一个冰窖一样，晚上冷得睡不着，如果受了伤，很容易被冻死。夏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小小的牢房里挤了十几个人，屋子里热得像个火炉，犯人们汗流浃背，臭气熏天，疾病滋生。如此残酷的环境并不能换取日本宪兵一丝一毫的同情，他们不时就要对方人进行审讯，这些人常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嘴脸，起先可能装得很和善，大讲“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各种甜言蜜语，当发现这些甜言蜜语并不能诱导犯人说出背后的抗日组织。
他们会换了另一种穷凶极恶的嘴脸，严刑伺候，他们想尽了各种折磨犯人的方法，比如让犯人举痰桶，举了一个多小时，还用鞭子打，把犯人的手打得红肿，连饭碗都端不起。让犯人举着板凳光着脚在碎碗片上跑，让犯人跪石砟子，让他们互相打嘴巴等等，刑罚的方式花样百出，爱国人士受尽了他们的折磨。他们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了一桩桩血案，据统计，从1932年到1936年间，日本宪兵在中国杀害了48000多名中国老百姓，其中，有4300多位是革命者。
犯人坐牢，一进去就要打码头，“打码头”是怎么回事？
监狱里所谓“打码头”就是敢于逞强斗狠强出风头，为自己谋取利益资本。是旧社会码头文化在监狱中的表现。码头文化是封建糟粕，却也是特定环境条件下个人的生存手段与智慧。新中国的监狱脱胎于旧社会，也有一个除旧迎新逐渐文明的过程。下面这则故事，大概可以作为上个世纪当时条件下罪犯在监狱打码头的一个注脚。新犯人下队那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一批41名新犯人，在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押解下，送到我所在的九中队。新犯人入监没有古代所谓的杀威棒。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训练，磨练心性、塑造服从意识，方法就是队列训练。训练由犯人小组长组织。小组长、监督岗一般由服刑一年以上、认罪服法、表现良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犯人担任；组长协助民警管理组内日常事务，监督岗主要任务是防逃跑，也要协助组长管好组内事务。
41新犯被分成几个小组训练。训练一开始，整个院子顿时口号阵阵，脚步声声，有一种声势展示，有一种力量暴发。我们几个民警就坐在监院门口闲聊着。新犯人打码头突然，一阵发喊，随着一阵杂踏的脚步声，几名组长、监督岗拖着一名满脸是血的犯人到大门口来。我们的中队长是一个大个子，有着十多年的警龄。很快就问明了情况，原来这名被打的新投犯姓付，组长在组织训练中，付某说自己累了不想训练，跟组长争执没几句，出手就给组长几拳。
这不反了吗？组长、监督岗一拥而上，给了付某一七荤八素。然后拖到我们值班民警跟前。中队长对付某说，邪魔外道玩的挺溜，分明就是玩打码头那一套，还反了你不成？不由分说，中队长象抓小鸡似提起付某，其他民警看到这里，把付某拉过来一顿“教育”。各位看官，现在的监管场所基本消除了打骂体罚犯人的不文明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管是犯人还民警信奉的是“三句好话不如一巴掌”，一个中队七八个民警管理两百个左右的犯人，没那个时间和耐心。
“修理”后，民警把付某铐在大门铁栅栏上一晩上。付某认错和表态民警第二天找付某进行谈话教育。付某连忙认错，说自己经过一个晚上的冷静思考，自己确实错了。民警问他错在哪里？付某给自己定了五大罪状。不服从组长管理、辜负了民警的教育、扰乱了监管秩序、忘记了妈妈的叮嘱、不该有打码头思想。并表示以后将随时向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积极地改造自己错误的言行。
最终，付某在犯人全体大会上作了检讨。付某的“起板”大几个月过后的一天中午，正在开饭时，付某端过其他一名犯人的饭碗找到中队长，说打饭的犯人欺负老实人，给这名犯打的饭又薄又小不够吃。其实上次付某挑衅拳打组长，虽说是遭到了“修理”，可他这种敢于挑战不怕挨揍的精神，已在犯人中赢得了威信，小伙伴组长也不敢轻易动他。
中队长找来相关人员调查了有关情况，情况属实。中队长当即拍板，由付某替换以往的打饭人员。至此，付某靠玩打码头一套，成功＂起板＂。（起板，是监狱里把有相关能力的犯人抽到一些岗位，协助民警从事一些辅助管理工作。）随后慢慢的调整到监督岗、组长的位置，协助民警做一些管理工作。打码头新解以上付某的故事轨迹就是这样，敢于逞强斗狠，又能识事务，及时向民警低头，最终为自己赢得了民警的信任，成为管理人员的助手。
在监狱里民警当然熟悉这一套，也正是通过这一方法，筛选出哪些人能够有胆量站出来，与民警一条心，从而赢得信任，实现人生的小逆袭。当然，这个套路的弊端也很大，滋长了逞强斗狠的歪风，导致狱内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随着1994年监狱法的颁布实施，这种现象基本上绝迹，民警的文明执法意识和水平不断提高，不文明执法现象基本杜绝。
死刑犯押赴刑场时，五花大绑有什么讲究，随便打个死扣不行吗？
有一个成语叫做绳之以法，这个在古代就已经非常成熟，古代重罪被判死刑的犯人，在行刑的时候会用粗麻绳进行捆绑，然后推到刑场等到午时三刻的时候阳气最重的时间进行斩首行刑，在执行完后尸体如果有家属就让家属收尸，但是有些时候却是直接拉到乱葬岗挖坑埋了，身上的麻绳都不解开。绳子为什么要用麻绳，因为麻绳是最普通成本最低最实用的东西，而且使用又是最好用的，麻在丧葬文化里面也是非常重要东西，其实麻绳还有一种说法就叫做捆尸绳，专门用来捆绑尸体的，这种源自于一些传说，至于出自哪里已经没有办法考究了 捆尸绳专门为死人准备的。
就像民间老人去世抬棺出去下葬，过去使用的就是麻绳，而且这些都是一次性的东西，用完就烧掉或者丢弃，或者埋在坟里面，所以麻绳跟丧葬跟死人其实有着非常深的关系，死刑犯身上的麻绳其实也叫做刑绳，专门用来行刑用的，用完也是直接跟着尸体一起处理了，古代民间的说法是正常情况下这种被砍头的怨气阴气太重，灵魂容易闹事，用绳子把尸体捆起来，把灵魂关在肉体里面受罪。
所以行刑完基本上不会解开绳子，这种绳子的捆绑方式很有讲究，捆绑的目的就是在准备行刑前，为了防止犯人情绪激动失控反抗，造成刑场秩序混乱，妨碍正常行刑，所以通过捆绑的方式让犯人的动作被限制无法大动作动弹，所以捆绑的方式就非常讲究了，普通的捆绑打结并不能让犯人的动作能力降低，只能使用特殊的捆绑式。特殊的捆绑式，能让犯人想挣扎但是却没有办法挣扎，普通的捆绑是做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方法大概就是从颈部绕两圈后向胸口捆绑，然后延伸到肩膀手臂紧紧的捆绑，腰部的绳子跟捆绑双手的绳子连接到一起，这样使得上半身没有办法做剧烈的动作，完全被限制动作，任由他人摆布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其他人帮忙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解开得了。
还有双脚也要被捆绑在一起，但是留有一点活动的空间，这样方便犯人去刑场的时候行走活动，但是又能限制犯人的逃跑，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防止在执行时，犯人紧张精神崩溃导致大小便失禁，有的是死后器官肌肉松弛，大小便会自己失控流出来，用绳子捆绑裤脚，就是防止这些东西出来造成影响尸体的清理。五花大绑就是为了减少死刑犯在执行前精神紧张崩溃做出挣扎甚至极端的动作，影响法场执行，所以使用一种特殊的行刑捆绑方式让犯人没有挣扎的余地，这样方便行刑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乱子或者笑话，普通捆绑打结做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也就不允许使用普通的捆绑方式，民间传说捆尸绳的捆绑方式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绑，因为随便绑达不到最终想要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