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平保廖化突围时，又损折了十余人。因此，在关羽突围之前，“计点马步军兵，止剩三百人”。关羽、关平带着不到二百人，决定突围，在麦城门口，王甫、周仓与关羽诀别，并说“我等与部卒百余人，死据此城；城虽破，身不降也！”在突围的最后阶段，关羽带百余步兵在前，关平与二十余骑兵断后，在遭遇朱然、潘璋的大军拦截混杀后，关羽的步卒几乎损失殆尽，“随行止剩得十余人”，而关平的骑兵也全部阵亡，关平只好单骑断后。
此后，关羽落马被擒，十余位步卒全部战死，关平赶来救援，也力尽被执。古城内，当王甫、周仓等众人听闻关羽的死讯，急奔到城楼观望，当看到招安的关羽首级时，王甫大叫一声，跳楼坠亡，周仓大哭失声，自刎而亡。其余百余位关西豪杰，有自戕而死者，有豪壮战死者，无一人独活！关羽死后，刘备伐吴，张飞率先从阆中起兵，挂孝出征。
张飞思念关羽，报仇心切，暴怒之下痛扁了干活不力的范强、张达，二人怀恨在心。张飞在入川之前，每逢遇险，总有十八骑燕将舍命相护，但此时此刻，当年从桃园追随而出的五十位燕将，已经全部作古了！张飞在睡梦之际，被二贼刺死，身首异处。张飞的十八骑燕将，关羽的五百校刀手，他们见证了蜀汉集团的革命史和荣辱兴衰，也见证了关羽、张飞之间的兄弟情和生离死别！他们虽然是演义中的一粒尘埃，却释放出了生命中耀眼的光芒，难免让后世的读者们嗟叹、怅惘！。
三国时期，刘备为何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他有何长处呢？
三国志里陈寿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有高祖遗风。“弘”字可见志向远大，心胸宽广。据说刘备小时候也喜欢玩“皇帝游戏”，可见刘备心里一直志存高远。“毅”字强调百折不挠。刘备也是屡战屡败，终有所成之人。“宽厚”是一种长者威信，是宽以待人，诚实守信的人格魅力。刘备和刘邦一样，都是自己没有什么太高的军事才能，但偏偏有很多有识有才有能之人，甘心为之所用。
《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名字都是单个字，有没有两个字的人呢？
简单来说，有，而且很可能不在少数。因为《三国演义》的火爆，三国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火的一个时期，也是因为这本小说，人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一个人名现象，那就是很多人都是单字名，跟今天双字名为多的情况不同。《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却有其历史基础，书中背景和人物多取材于史籍，只有少数是虚构，书中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正史记载中的人名特点。
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说法，其中最流行的是王莽下令禁止取双字名。《汉书·王莽传上》载：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汉书·王莽传下》载：莽曰：“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根据《王莽传》的记载，在汉平帝继位后不久，再度掌权的王莽下令禁止双字名，一大批人因此改名，包括匈奴单于囊知牙斯和王莽长孙王会宗。
后来王会宗有谋反企图，事发后自杀，王莽下令将其复名会宗，以示贬损。王莽是个复古派儒生，他认为西汉末年的社会乱象是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圣人礼治导致的，要想“重建”上古大同社会，必须进行改革，所以他掌权后对各项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即“王莽改制”。可惜越改越乱，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王莽自己也身死族灭。王莽覆灭后，华夏大地陷入军阀割据的乱世之中，最终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重新统一。
王莽死后，他生前颁布的种种措施都被推翻，双名禁令理应一同被废，而且此令从颁布到废除不过二十余年，最多只有一代人，怎么能够影响东汉两百余年直到汉末三国时期呢？而且王莽颁布禁令的理由就有问题，他收买匈奴单于上书提到改名原因是“闻中国讥二名”，这一说法出自《公羊传》。《公羊传·定公六年》载：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
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由于孔子作的《春秋》非常简略，一字含褒贬，如果没有注解的话，后人非常难懂，于是就有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这“春秋三传”。三传的作者再怎么能体会圣人之意，他们也并不是孔子，难免会有解释不出来的地方，《左传》还好，它其实算是《春秋》的扩充版，史料较为详尽，对《春秋》的解释尚属次要，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有点“为解释而解释”的味道了，比如这处“讥二名，二名非礼也”就难以服众。
《公羊传》认为“二名”就是双字名，于礼不合，所以孔子将“仲孙何忌”写作“仲孙忌”，但其实孔子从没有发表过双字名不符合礼的言论。他所推崇的上古贤君中，帝尧名放勋，帝舜名文命，都是双字名。《礼记·曲礼》载：“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这是周礼避讳的准则，“嫌名”是指跟名同音的字，也就是说同音字不用避讳，双字名只要不一起用就不用避讳。
可见在周礼里面，双字名是很普通的事物，避讳制度都特意作了规定，完全看不到非礼的影子。不过这一说法在汉朝还是很有市场，原因很简单，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董仲舒，那就是学《公羊传》出身的啊，这一学派流行起来几乎是必然的事。随着儒家思想的流行，“二名非礼”逐渐成为上层公认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士族在取名上的倾向，王莽的禁令不过是这一意识的体现罢了。
那么问题来了，上层逐渐走向全体单名化，基数更为庞大的下层民众取名又是如何？很遗憾，在正史是基本找不到这个答案的，因为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只记载对王朝兴衰起到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大多为上层，下层百姓的身影大多被淹没了。翻看《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其实上层出身也是有双字名的，比如大儒郑玄的孙子就叫郑小同，不过这类人很少，至于下层，我们只能从零星记载中窥伺一二。
《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松之注》：英雄记曰：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算命师、小贩和商人无疑是当时社会的底层，而这三人均为双字名，大胆想象一下，在汉末三国时期，会不会是上层单字名为多，下层反而是双字名为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