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九天一词，最早出现在《楚辞.离骚》中“指九天以为正兮。这回好了，上朝时井然有序，宴会时也没有人敢喧哗闹事儿了。从此后对儒家学者也另眼相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也相对得到了提升。”可见，九天就是指高不可测的天空。
上九天揽月，九天是什么概念？
“上九天揽月”，这句话引自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词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九天一词，最早出现在《楚辞.离骚》中“指九天以为正兮。”从空间上来讲，就是天际的最高处。从数字上来看，“九”是个位数中最大的数字，在我国古代常用“九”来解释大、极的含义。在古医书《素问》中指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可见，九天就是指高不可测的天空。
另外，在古时候，认为“九”为阳数,而天属阳,九天就是指上天的最高处。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写下众多的不朽名诗，流传至今。其中，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有一句“俱怀逸兴壮思气，欲上青天揽明月”。毛主席依此推陈出新，写下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样豪情万丈的诗句。再加上一笔“谈笑凯歌还”，将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儒家学说为什么在汉朝，独尊儒术？
在汉朝初期，其实是道家学说的全盛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儒家思想在经过一番周折，才最终成为了正统，大放异彩。从战国末年到秦朝，始终是道家思想的鼎盛时代，秦始皇焚书坑儒，更让儒家学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刘邦建立汉朝前，也道家思想追随者，本是市井无赖的他，还特别瞧不上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每当有信奉儒家的文人来见他时。
他时常把人家的儒生帽子拿下来，向里面撒一泡尿，极是轻蔑。但等到刘邦登基以后，每当朝会或举行宴会时，手下的大臣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七嘴八舌，乱做一团，宴会时如果有喝醉酒的那更一发不可收拾。刘邦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令人制定规章，约束朝臣。于是手下大臣按照儒家传统制定了礼仪。这回好了，上朝时井然有序，宴会时也没有人敢喧哗闹事儿了。
刘邦这时才感慨的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从此后对儒家学者也另眼相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也相对得到了提升。汉武帝时期，由于刘彻自小受到儒生老师的熏陶，当朝的大臣也有许多信奉儒家思想的，特别是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很大，在当时就罢免了一些不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在排斥儒家思想的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让儒家学者掌握了朝廷大权，儒家思想开始成为正统。
汉朝时期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主流，其实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一个国家要巩固政权，必须要统一思想，在当时儒、墨、道、法各学说中，法家是秦朝推崇的，但秦朝的短命和民怨的爆发，使得法家思想身负罪名，为人所弃。墨家思想的质朴刻苦，也为统治阶级所嫌弃。道家曾经盛极一时，但没有民众基础，寻常百姓并不认同，而儒家的忠信礼义及尊天敬神的传统，为广大民众所信仰，统治阶级为了长治久安，除了法制的约束，儒家的思想也符合其维护统治的利益要求，所以推崇儒家思想也就成了他们必要的选择。
汉朝时期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只是推崇对其统治有利的说法，往往是断章取义，对于损害他们利益的，时常是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如儒家提倡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等说法，汉武帝根本不吃这一套，照样远征匈奴，照样制定与民争利的政策条例。所以无论统治阶级推崇哪家学派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以统治利益为出发点的。
为什么，一旦恋上魏碑就不愿意写唐楷了？
提倡魏碑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在唐楷方面有所成绩！既然魏碑代表高水平，为什么连低水平的唐楷都写不明白呢？学习书法是先接触唐楷？还是先接触魏碑？有谁会在第一选择上选择魏碑去学习？有吗？多吗？即使是有，也不多！那么。为什么最终选择魏碑呢？我的主观认为是，这些人学习唐楷，而且唐楷写的不甚突出，也觉得穷其一生也不会有太大的造诣了。
老子思想在当时为什么不被重视?儒家和道家哪个更适合人类？
儒是道的分支，华夏文明属于道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不重视道家学说这一说。上古时世界的治世之学是王道教化之学。是所谓王道，就是知天知地知人事的学问。儒学兴于礼崩乐坏之时，这是的社会对于王道教化已经没几个人感兴趣了，各路候诸侯各个都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知天知地知人事的圣人，大兴力而服之之道，也就是所谓的霸道。最终由秦一统天下！此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进入王霸兼而用之的社会发展型式！大一统社会初期多用道家无为而治，中后期的用力而服之的霸道，也就是法家思想。
儒者人之所需也，孔子所学之儒己经和真儒相差甚远，只是儒的一点皮毛，后世只尊孔儒是统治者的底子太薄根基太浅，对道家大智慧没有参透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没有慧根！只能不断加封孔儒来抬高自己了。道家三大绝技控心度心分心，后世以儒释道来区分。儒以洞察力为修行的方向，释以定力为主，道以控制力为核心。儒释道合而为一才刚刚达到上古时期，圣人的境界，后世所谓的道，大都以人道为主。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谢妖。如果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法家，那么刘邦时代就得亡。古代“法”的弊端首先，“法家”概念虽然产生于司马谈，但早先确实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刑”和“法”，而在商鞅以前，刑和法就已经存在了。譬如“悬灋象魏”的法，就是发布于众的成文法，孔子赞赏过晋国的“唐叔之法度”，晋文公的“被庐之法”，孔子本人则作过大司寇，即大法官，他学生子羔则作过吏，因此，刑和法是很早就被重视的东西，只不过早期的“法”常常作“刑”，刑字比较常见，且都有“中刑”的追求，即公正的刑罚，而不是折中的刑罚。
通过出土青铜器铭文，可以发现孔子所说的“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即取于早先的传统，因为礼乐在当时也有“法典”的意思。但是，古代的“刑”极为严酷，所以孔子在谈论“五刑”的时候，说这是防而不用。后世秦法酷烈，如商鞅五马分尸，或如楚国直躬父亲偷羊，也是直接判死刑，可见后世严刑酷法是存在于诸多国家的，只不过秦国用得更甚一些，加上最后它统一六国，大家也就遗忘了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样的酷刑。
因此，古代的刑是防而不用，老百姓很少犯罪，六国时已经是专门拿来用了，却依旧犯罪率极高，却像《老子》说的那样——民不畏死。但即便是战国法家，却也彼此有很大区别，如中后期法家对法、术、势各有侧重——有些被列入法家的人根本就不在意法。法家的真正完善者在于韩非，他指出商鞅不懂术，申不害不懂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势”，才真正奠定了法家的基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指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废诸子博士官，设五经博士官这一史实，其本质是为安定巩固国家政权所采用的治国学派的措施。这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案，有利于当时国家的政权巩固，中央集权的加强，儒家思想对封建时代来讲就是先进文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建议确实有利于君权的巩固，但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他的主张也阻碍当时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