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风起云涌，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各路诸侯都想赢得天下，李渊的实力并不占优势，他只是一个地方的权威，地理位置也没有优势可言，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当时李渊还很犹豫，毕竟看不到很大的希望，能坚定起兵，李世民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李世民的分析，再加上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李家才慢慢进入状态，才有了李唐两百多年的基业，要想成功，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李渊晋阳起兵的真相是怎样的？真是李世民一手促成的吗？
中国历史上一直对“晋阳起兵”到底谁是首谋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李渊主动为之，有人则说起兵出自李世民对李渊的怂恿。看唐史，“晋阳起兵”的策划者是李世民，而李渊变成了被迫接受而坐享其成的人。甚至一些书里还对李渊评价为“庸懦人物”。譬如范文澜曾经就认为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前，从未有过反抗隋朝的想法，而真正积极准备起兵的人则是李世民和刘文静。
不过，吕思勉则并不认同。他曾经在《隋唐五代史》中写道：“谓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则可，谓其纯出太宗则诬也。”他举出的事例有《旧唐书·李靖传》中隋炀帝大业末年，李靖向朝廷告发李渊谋反的事，以及《宇文士及传》中宇文氏与李渊涿郡秘密讨论时事的事情。 对于到底谁真正的首谋起兵，著名历史学家汪篯曾在《唐太宗》中有过这样的分析：唐太宗的皇位是通过杀兄逼父取得的。
为了为自己辩护，唐太宗歪曲地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成自己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把自己说成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也能使得自己更具合法性。汪篯还在文中直接指出，李渊其实早就有了叛隋之心，晋阳起兵的前后过程都是他的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而李世民只不过是在李渊的授意之下在组织起兵方面起了一些作用而已。
抛开以上争论的“首谋”是谁，至少太原起兵选择的时机是恰当的。李渊在公元617年，亦即隋朝大业十三年起兵，也就在这一年，攻入了长安。李渊进入长安以后，并未立即推翻隋朝，而是立代王杨侑为天子，甚至遥尊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并且接受了隋朝的封赏，当了唐王。第二年的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杨广。五月，李渊逼迫杨侑让位，正式建立了唐朝，定年号为“武德”，建都长安。
唐太宗李世民是如何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帝宝座的？
李世民在拥立父亲李渊起兵反隋的事业上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李世民在父亲起兵后至建立大唐王朝时，立下了显赫战功。大唐王朝建立，李渊即位后，册封李建成为东宫太子，常驻宫内协助李渊处理政务，是文官之首。李世民被册封为秦王，在外统领三军，继续征战四方。因战功显赫，李建成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资治通鉴》记载：“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二人均不受高祖宠爱。
”太子李建成虽然可以在京师辅佐李渊处理事务，但由于李世民的功劳巨大，深受李渊的宠爱，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时常犯错，而不得宠。李建成自知战功和威望无法和李世民相比，心里忌惮李世民对他的威胁，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起来对付李世民。李建成对李元吉许诺即位之后就册封他为皇太弟，因此两人抱成团开始排挤李世民。李世民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主，他在得知两个兄弟联合起来对付他时也是非常的生气，生气归生气，他还是做好了和这两个兄弟抗衡的准备。
李世民得益于卓越的军事才能，因屡立奇功，先后被封为司徒(三公之一)、尚书令(宰相级别)、中书令(宰相级别)，最后还被李渊封为天策上将，地位在诸王之上，仅次于李渊和李建成。东宫势力和秦王势力的博弈逐渐升温东宫势力和秦王府势力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白热化，虽然双方之间互有胜负，但局势却慢慢发展为对李建成和李元吉为首的东宫势力占据优势。
李建成利用在朝中的优势和在后宫对各嫔妃的贿赂，让李渊打消了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念头。《旧唐书·元吉传》:“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已益其府。”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公元626年6月29日)，突厥郁射设带领数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以南，包围了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