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唐朝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更是“八方来贡，万国来朝”。明太祖朱元璋时，大明王朝刚刚建立，国家财政较为拮据，外番入贡，明王朝都要进行恩赐，回赐之物常常远超进贡物品。朱元璋便下令限制外番进贡，由一岁一贡改为三岁一贡，有些国家改为十年一贡，于是明王朝的国际声威日渐下降。朱元璋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蒙古人在北方仍虎视眈眈，战事不断，永乐皇帝甚至五次御驾亲征，所以明朝的主要重心放在安定北方，加上东南沿海倭患猖獗，日本还斩杀了大明使臣，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得下海”。
民间贸易被禁止，官方的朝贡贸易却变得兴盛。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扬威海外，宣示大明国威和经略海上的实力，命郑和下西洋。《瀛涯胜览》中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到龙门牙（今新加坡南岸偏西海峡的石叻门），当时这里由暹罗国管辖，每年要向暹罗国进贡黄金四十两，否则派人征伐。郑和奉命敕赐其头目拜里迷苏剌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并建碑封城，赐名满剌加国。
此后，暹罗国不敢再来侵扰。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领妻子和陪臣540余人到大明朝贡。震摄蒙元残军和海上倭寇郑和从明朝永乐年间到宣德八年七次下西洋，途经太平洋、南亚、印度洋、东非等地，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远洋航行，既要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更要有高超的造船技术。据《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每次航行大小船只有200多艘，最大的海船长达44丈，宽18丈，设有九桅十二帆，第次出海约2.7至2.8万，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这在15世纪堪称世界航海之最。
郑和船队的船只分为五种，各有用途：第一种是宝船，体积远超一般船只，一次可容纳上千人，为郑和和外国使臣的坐船；第二种是战船，体积最小，沿途护航，可以应付突发战争；第三种是水船，载运兵员；第四种是马船，运输货物；第五种是粮船，用来运输粮草。这样庞大的船队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七下西洋，显示了明王朝强大的国力，对蒙元残余势力和海上倭寇都是很好的震摄。
16世纪探险家沃尔特·雷利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他在听到有关黄金国的传说后，于1595年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新大陆寻找黄金，发现了今南美洲圭亚那地区。15世纪以前，欧洲各国主要通过传统的地中海商路到东方去，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对过往船只肆意抢劫，征收重税。
传统的商路被阻断了，欧洲市场上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14、15世纪随着欧洲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货币地租取代了实物地租，黄金白银成为主要的交换和支付手段，欧洲出现“寻金热”。哥伦布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十三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东方描述成“黄金遍地，香料盈野”。
欧洲人相信了他的说法，对东方商品和黄金的渴求，使欧洲各国迫切地希望开辟新的航路。相比于中国的和平航海，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是基于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不同的动机产生不同的结果。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宣扬大明恩威，造船费用加上沿途赏赐，厚往薄来，不计成本，花费巨大，导致国库空虚，难以为继。有历史学家推测，郑和每次下西洋，朝廷拨款二万五千两黄金。
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直接花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所以七下西洋后，国家财力再也无法支撑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了。而大航海时代，欧洲人通过罪恶的三角贸易，从非洲和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和原料回欧洲，这既满足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又为大航海提供了动力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从制度上看，中国明朝正处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和封闭性的特征导致长期以来对外少有需求，所以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明清两代都实行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
此外，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以农业为国之根本，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海洋意识也较为薄弱。西方则因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除掠夺金银完成原始积累外，还需要向外扩张，获得广阔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来维持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西欧还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所以，虽然郑和下西洋早了西方半个多世纪，最终只是停留在政治经济友好交往的层面，没有像西方大航海时代一样给国家带来巨额的收入，反而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加上明成祖朱棣以后的统治者经略海洋的海权意识不强，最终在郑和七下西洋后结束了这次人类历史上的航海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