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轨道在班超的面前铺就，伸长一点脖子，就可以看到路的尽头。我们常常迷惑于命运女神手中变幻多端的骰子。我们到底是听从命运的安排，然后用自己的竖韧去换取辉煌，还是向命运挑战，用自己的决断让命运屈服，从而收获全新的结局？班超选择了后者。日复一日的抄写，所有故纸堆里的徘徊耗尽了他所有的耐心。他试图说服自己，用笔去记录历史，然后让历史记住自己，就如同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一样。
他用数十年的时间去尝试这一点，以笔为剑，以简为媒。但他终于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渴望着更为激烈、更为异样的生活，而不是靠时间从平凡中提炼不朽。他厌倦了手中温和的笔，尽管它有时候可以比任何兵器都为锋利。他渴望真实饮血的剑，他乞求自己就跟笔下那些人物一样，仗剑而行，横绝他域。那些旧有的传奇，他看得越多，血越热，那些他人的故事，他写的越多，情越燃。
终于，在某个寻常的日子，在汉朝的官衙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什么不同。班超依然在重复他的抄写工作。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内心，正如火山喷发的前夜，压抑了十多年对现实的厌倦喷薄而出。他猛地丢掉了手中发秃的笔，仰天长叹。“大丈夫应该像傅介子张骞一样立功异域，以求万里封侯，怎么可以屈身于笔砚之间？！”我不愿再做记录历史的笔者，而要做开创历史的剑者，我的生命，不该只有眼前的书案、笔与墨，而该是漫天的黄沙、嘶鸣的战马、锋利的宝剑跟一首在绝域激荡的诗赋。
班超的话引来同僚的哄堂大笑。他们嘲笑班超，倒不是嘲笑这个理想本身。事实上，在某个青葱的年龄里，他们也跟班超一样，发出过黄沙万里觅封侯的志向。只是，时间将志向的棱角磨去。他们如同浑圆的沙子陷进无数的沙堆，再也看不出彼此之间的区别。正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热血理想，又看到过它渐渐冷去的样子，才敢肆无忌惮的发出看上去快乐实则苦涩的嘲笑。
于是，就在这刻，平庸与不凡划出了界线。所有的平庸者都曾怀抱着不凡的理想，但只有那些极少数人才会永远记住当时许下的志向，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坚定不移的将它付之实现。四十一岁，班超弃笔投戎。他在无数的犹豫不决中觉醒过来，做出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而一旦做出这个选择，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不管遇见何等的困境，他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
要么在马上颠簸而死，要么死于马蹄之下。我，绝不伏案而死。人的幸运，在于尽早发现自己的志向，从而避免将珍贵的生命浪费在无谓的道路上。在这一点上，班超走了太远的迷途。但好在，在他精力尚未耗尽之时，他终于摆脱了生命的惯性，强行给命运的轨道变向，从而走到了跟心灵之弦契合共鸣的道路上。而因为这次变道，他压抑已久的激情如同压缩的燃油般将燃得更为激烈。
绝境西域，黄沙浊酒，烈马长刀。我来了。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个用笔记录历史的文豪，多了一个用剑与胆识去创造历史的英雄。3.那些同僚敢于嘲笑班超，除了他们自甘在平庸的泥塘里麻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当时的西域，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成就伟业的地方。自从张骞凿空，西域曾经一度成为野心家、冒险家、投机者、贪婪之徒的乐园，无数人渴望从这条丝绸上获取自己企求的东西。
而在西汉大国的进击下，曾经强大无比，跟汉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的匈奴帝国分崩瓦解。在阴山流传的民歌唱尽了败者的悲伤：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大汉在西域设立都护，取代了匈奴的僮仆都尉。丝路已开，西域渐渐走向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直到王莽的出现，这位横空出世的幻想家、野心家、偏执症患者意想天开的拿国事开玩笑，下令所有归属汉朝的西域诸国国王降王为侯。
这是一个臆想般的命令，西域诸国之所以愿意依附万里之遥的汉朝，而不是近在咫尺的匈奴，恰恰是因为汉朝对他们实施的是极为灵活和宽泛的管理。汉朝只需取得名义上的控制，而无意干涉其国任何具体的事务。甚至只需要对方不为匈奴所用侵犯汉帝国的边境。当降级的消息传来，西域诸国毫不例外，纷纷脱离了新朝，这个被立意创新的王莽所创立的短命王朝。
随后的东西汉交替，中原大乱，西域再次成为绝域。等到东汉建立，帝国的首都从被战火催毁的长安搬到更东边的洛阳。西域的战略位置骤降。关东的统治者们远离西境，他们远没有关中人重视西域。那些稀奇古怪的异域珍宝，中原人早已经惯见。西域的千里疆土纵算产出再甜的鲜果，也没有中原的万里沃土吸引人。曾经威胁帝国生存的匈奴也已从帝国的强敌名册中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