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军团长孙连仲）与此同时，军政部正在酝酿统一编组全国军队的战时“集团军”建制，而后大多数军团逐步改编为集团军，比如汤恩伯第20军团改编为“第31集团军”，胡宗南第17军团改编为“第34集团军”，由于这个改编是分批进行的，所以一度出现了军团和集团军并存的情况，比较混乱，抗日战争时期军政部一共组建了40个集团军。
民国时的军团和兵团有哪些区别？
当然不是一回事，“军团”正式编组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9月，属于一个临时性“军”以上编制，而“兵团”出现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级别大于军团。军团出现的始作俑者是保定八期的罗卓英，在淞沪会战打响时，罗卓英正任第18军军长，率部自粤北赶赴上海参战。在会战进行中，随着调来的中国军队越来越多，军政部开始增加和扩大编制。
（第16军团长罗卓英）原任师长的一批黄埔一期毕业生纷纷火线提拔为军长，着手合并各师组建新军，比如第58师俞济时升第74军军长、第36师宋希濂升任第72军军长、第87师王敬久、第88师孙元良等也晋升军长，虽然有的军还只辖一个师，但是级别已经上去了。这下军政部次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不干了，开始为罗卓英等保定生抱委屈，毕竟资历是有区别的，现在军中级别却拉平了。
（第32军团长关麟征）陈诚面子大，但当时淞沪战场只有陈诚和张治中两个大型集团军（第9和第15），罗卓英暂时还不够格，军政部主管厅灵机一动，在军以上开始建立了“军团”一级，罗卓英于是荣升第16军团长。刚开始时下面只管着第18军，逐渐增加兵力后，正式改编为第19集团军，这个总司令罗卓英担任了很久，到成立第九战区后仍然兼着。
如此到1938年期间，国军部队共组建了38个军团（1937年25个，1938年13个），军团长主要是保定生和留日士官生这一资历，以及少量黄埔一期生，胡宗南是黄埔生第一个“军团长”。当然军团所辖兵力也不尽相同，比如汤恩伯第20军团参加台儿庄会战时拥有两个军七个师约8万人，而同一战场的庞炳勋第3军团只有一个军13000余人。
（第1军团长孙连仲）与此同时，军政部正在酝酿统一编组全国军队的战时“集团军”建制，而后大多数军团逐步改编为集团军，比如汤恩伯第20军团改编为“第31集团军”，胡宗南第17军团改编为“第34集团军”，由于这个改编是分批进行的，所以一度出现了军团和集团军并存的情况，比较混乱，抗日战争时期军政部一共组建了40个集团军。
武汉会战期间出现的“兵团”建制，是高于军团的临时性大型野战兵团，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薛岳曾任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司令、张发奎任第二兵团司令。以张发奎第二兵团为例，下辖三个集团军和两个军团，分别是李延年的第11军团和关麟征的第32军团，各辖两个军；同时还有王陵基第30集团军（川军）、孙桐萱第3集团军（韩复榘所留部队）和汤恩伯第31集团军。
这就是军团和集团军同时存在的特殊时期，都是兵团的下级单位。（第27军团长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了中国军队编制混乱、指挥层级过多的弊端，决定裁掉兵团、军团和旅级建制，变成了军委会指挥战区、战区直辖集团军、集团军直辖军、军直辖师的体制，但这一调整工作是需要些时间完成的，因此直到1939年初，“军团”和“兵团”的番号才全部取消。
抗战胜利后“集团军”番号被全部取消，因为这是战时编制，这也是八路军后来不太接受“第18集团军”番号的原因之一。（第18军团长吴奇伟）解放战争初期，双方都没有“兵团”这一建制，仗越打越大，国民党方面开始组建若干临时性兵团，但没有统一序列，比如汤恩伯进攻苏北苏中的“第一兵团”，原来叫第一绥靖区，下辖整编张灵甫第74师、李天霞整编第83师和黄百韬整编第25师等部，略等于抗战时期的“集团军”编制。
包括胡琏兵团（整11师为基干）、邱清泉兵团（整5师为基干）等，都是没有统一序列番号的临时性兵团，结果后面正式组建第12兵团时，胡琏的兵团司令却飞了。解放军后来也组建了纵队以上的临时性兵团，比如陈赓率领的“陈谢兵团”就下辖两个纵队外加一个起义的38军，华东野战军也组建了许世友“山东兵团”、韦国清“苏北兵团”等等。
（第9军团长李品仙）直到1948年5月，国军发现一二个军已经不敢单独活动了，于是开始组建正式的野战机动兵团，在江北所有战区一共组建了22个，淮海战役期间就已经是兵团级对决了，比如黄百韬第7兵团、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黄维第12兵团等等，下辖两个以上数量不等的军。淮海战役结束后，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全国整编，五大野战军开始正式组建“兵团”，兵团下辖三到四个由纵队改编的军，首批一共组建了16个兵团，其中第一野战军两个、第二野战军三个、第三野战军四个、第四野战军四个、华北野战军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