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太祖赵匡胤时开始，将“以文制武”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打造一个盛世，仅仅靠文人是不够的，还要一个与文人完美合作的统治者。正是在仁宗时期，文人政治发展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 。文人政治体制得以建立，台谏制度 、考试制度得到改革与完善，范仲 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等一大名臣成为时代舞台上的主角，司马光 、王安石 、苏轼 、苏辙也在仁宗朝崭露头角。
宋仁宗是个有着极强角色意识的君主。在仁宗四十二年的统治生涯中，很少看到他滥用君权，而是表现出对文人集团极大的尊重。范祖禹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功圣德不可得而名言同，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 、爱民、奉宗庙 、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 所以为仁也。”仁宗宽厚仁慈，在位四十二年，没有出现过执政方面大的失误 ，社会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各项政治制度进一步成熟，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奇才，形成了登峰造极的宋代文化。
亲政初期的宋仁宗，便力图扮演一个仁君角色。许多在真宗时期因政治问题被贬斥的大臣很快都得到起复。仁宗曾说 :“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祷于上帝。倘霖淫未止，当去食啜水，冀移灾朕躬 。然不欲使外闻之， 嫌其近名耳。”自律意识使宋仁宗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体系中应该担当的责任，他力图扮演的是一个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合作者角色， 一个使“众星拱之”的和谐文人政治缔造者角色。
宋仁宗创造的和谐文人社会宋仁宗的角色意识直接影响到他的行政风格和政治素质 。宋仁宗虚心纳谏、鼓励文人参政 ，即使是持不同政见者也能得到起用。他用这些举动向文人们树立了一个政治风向标，从政治制度上保障了士人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仁宗手下的大臣王拱臣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得到仁宗的赞许；王素、余靖 、欧阳修、蔡襄等人都是因“言事不避”而被重用。
仁宗虚心纳谏，使不少大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仁宗朝三权相互制约、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集体决策，都体现了仁宗的高明。嘉祐六年，苏辙在策论中攻击朝政，写下“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 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这样的谏言，连司马光和蔡襄都大为恼怒。但是仁宗却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不但不治苏辙的罪，反而对苏辙另眼相看。
这说明宋仁宗的胸怀宽广，即使是对不实的反对意见，也能以统治者的大胸怀涵容之 。仁宗一朝确实有过“党争”，但和谐是主流。不少文臣们都表现出专制社会难得的行政理性， 坚持“和而不同”的君子风格，共同构筑了和 谐的古代文人社会。宋仁宗轶事说几个宋仁宗的小故事吧，这样有利于大家对他的理解。宋仁宗对下人很仁慈。
有一次他在御苑散步，身边的人发现他频频回头张望，却又什么也不说。 回宫后，宋仁宗便急匆匆地对宫女说：“好渴，快帮我端水来喝。”宫女奇怪地问：“陛下为何不在外面取水喝，而忍渴这么久？”仁宗边喝水边说：“我回头找了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便询问。倘若一问，侍吏必受责罚，故忍渴而归”有一次宋仁宗在用餐时，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他赶紧吐出来，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
”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有一天早起后，宋仁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昨夜阅奏折很晚，后来感觉饥饿，特别想吃烧羊。”侍臣问：“何不安排人去做？”仁宗说：“每次只要听到宫内有什么需要，坊间便以为这成了定规，纷纷制作送来。 我担心要了烧羊后，百姓会夜夜宰羊，长此以往，必然暴殄天物，我怎能因不忍一 时之饥而开启无穷杀戮呢？”至和二年，宋仁宗升青州知州张昪为侍读学士、御史中丞，负责纠察百官。
张昪上任后，不断上书批评中书省和枢密院，宋仁宗问张昪：“你出身孤寒，为何不断上章批评朝廷重臣？”张昪反问道：“我自布衣而至近侍之臣，曳朱腰金，妻子满堂。 怎么能谓之孤寒呢？像陛下您才是真正孤寒呢。陛下虽贵为天子，但内无贤相，外无名将，持禄养望者多，赤心谋国者少，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孤寒。”宋仁宗听后，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对张昪更加器重。
宋仁宗非常痛恨“深文周纳”的文字狱。 有一次，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诗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之句，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西川就能割据一方。这是赤裸裸的鼓动成都知府与宋朝分庭抗礼，是一首反诗。成都知府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把这名举子押送至京让宋仁宗治罪。宋仁宗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
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儿谋得了官职，可见当时 言论的宽松和自由。当然，宋仁宗也不是完人，他身上也有专制统治者的弊病。但总体来说，宋仁宗做到了苏轼据说的“搜揽天下豪杰，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我们应该记住，就在九百多年前，宋仁宗的金殿上，站着的都是范仲淹、韩琦、包拯、王安石、孙复、、周敦颐、程颐、梅尧臣、苏舜钦 、欧阳修、苏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物，也应该记住这一时期进行了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出现了高产 水稻品种。
齐虽是强国但不久换姓，鲁虽弱，却独一家统治到亡，你觉得哪个更好？
我生活在山东鲁南地区薛城，薛城古称薛国。在战国时薛国被齐国所灭，齐公子田婴封为薛君，后长子田文继封于薛，称孟尝君。他的政治清明，使薛的社会安定强大。在薛没有齐灭之前，是作为鲁国的附属国存在的。齐鲁大地，到底生在活齐好呢，还是鲁好呢，众说纷纭。我们分析一下齐与鲁的区别。齐国。古国，是姜子牙的封地，帮周武王伐纣时的军师。
以姜姓为氏族姓。后田氏在齐国专政，公元前386年，齐大夫田和为诸侯。这是《资治通鉴》记载。鲁国。古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是比较牛的历史人物，武王死后，他帮助武王的儿子诵执政，在武王儿子成年后，并把王权还政给周成王。并协助他平定天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们后来行的周公之礼，也是他老人家百忙之中制定的，否则，乱了。
我们今天无法还原古时真实的生活，更没有办法让古人复活，问一下到底生活在齐好，还是鲁好呢。只能从一些旧书中找点痕迹，加上自己梦话般的语言，来呈现一下，到底生活哪儿好呢。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算生活的好呢。生活安定。我们最怕生活的不安定，每天都在战乱中，不知生死。我们想法如此，古人也是如此。齐国有地理优势，背靠大海，面向平原。
从春秋到战国发生在国内战争少之有少，强国秦、楚离的太远，开战需要跨越中间几国，当年都冷兵器，没有导弹危机。所以齐国的老百姓还算安定。鲁国就不同了，处在强国之间，北有晋，西有宋，南有楚，在夹缝中生存。就连孔老夫子，都在整天呼吁克已复礼，为什么，因为生存的压力，如果回到周制那么鲁是正牌诸侯国，就不怕了。孔子是贵族都害怕，而平民老百姓呢，应该不算安定。
生活富裕。齐国物产丰富，盛产海盐，铁器，瓷器等民用物质。首都临淄在当时属于大城市，我们从出土齐国陪葬坑里就能看到，里面有车，有马，有青铜器。许多人，以到齐国旅游为荣。由此可见，生活在齐国的老百姓应该是幸福的吧。而鲁就不同了，孔老子都生活不下去了，四处求职，四处碰壁，可见鲁国的就业压力山大呀。鲁国物产也不丰富，除了田地就是丘陵地。
现在产的煤炭，当年还没有发现。老百姓，只能餐两顿。鲁国老百姓的生活就一般。基于以上两点，我个人认为，作为老百姓来讲生活在齐国还不错的。当然士大夫和咱的想法不一样，因为齐不正统，谋位不正。况且属于那种没有文化传统的大国，鲁就不同了，出了两位万世圣人，孔子与孟子，儒家文化的发祥之地。但儒家文化还是救世想让老百姓生活安宁幸福，所以齐与鲁的结合最好，鲁有文化齐有经济，两手抓两手都硬，所以我的结论是生活在山东的齐鲁大地最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