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是古今通用的一个政治手法，用少数做筛子，将多数过滤掉。然而，当时的刘邦并没有绝对的帝王权威，所以他这“三杰论”并没有将蠢蠢欲动，一心要封赏的众武将压制下去。对这个问题，刘邦想拖，但也拖不了多久。很快，廷议谁的功劳最大被推到了台前。这时候，功劳是一个政治含义很浓的字眼，它是一个多方综合、多向平衡的结果，因此在廷议这个问题时，刘邦对先前的“三杰论”做出了微调。
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故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居文臣武将之首。战功赫赫的武将们一听，顿时炸开了锅，那时候君臣礼仪还没有那么严格，有的武将甚至直接进殿与刘邦争辩说，他们这些人披荆执锐，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了那么多功劳，反不如一个只会舞文弄墨，并无尺寸之功的萧何，是何道理？这时候，刘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发表了一个很著名很直白的“人狗论”——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刘邦的意思是说，用打猎做个比喻，你们这些武将只能算“功狗”，只有萧何才是“功人”，况且萧何举宗数十人追随我打天下，不能忘恩负义。封赏还没得到，反倒连人都不是，成“功狗”了，武将们不仅没有被说服，反而被激怒了。
于是，在正式排定列侯位次上，武将们抢先推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应列第一，并且刘邦很难反对的人选：平阳侯曹参。武将们的理由是，曹参身上有七十多处伤疤，战功无能可比（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等等），所以必须排第一。刘邦很难反对，原因很简单，曹参和萧何都是刘邦同乡，都是沛县功勋集团的核心人物，并且相互的关系都很好。
果然，面对武将们推出的这个人选，刘邦一时不好表态了，但作为一代开国雄主，刘邦有的是办法。就在刘邦沉默难言时，一个叫鄂千秋的人，心领神会地站出来说了一番刘邦想说却又不便说的话。鄂千秋说，列为大臣说得都不对。平阳侯曹参攻城略地虽多，但那都是一时之功，难与酂侯萧何相比。当初皇上与项羽相争，前后共历五载，丧师失众，屡次败北，生死攸关之时，幸有萧丞相镇守关中，不待皇上诏令，便能随时遣兵补缺，输粮济困，我汉军这才得以复振，我汉王这才得以夺取天下，这是万世之功也！诸公怎能以一时之功贬抑万世之功！臣意以为，少一百个曹参无虞，失一萧何汉必无成。
故应列萧何第一，曹参次之。根本之论，高屋建瓴！萧何第一，故有刘邦的帝王之谋，却也毫无毛病。萧何第一，几乎成了后世功臣排座次的范本。难能可贵的是后来，萧何病重之时，惠帝前往探望，问萧何，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说，知臣莫如主。惠帝说，曹参如何？萧何顿首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于是乎，这才有了千古佳话“萧规曹随”。
朱元璋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养兵百万，为何崇祯却无钱发军饷？你怎么看？
朱元璋的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养兵百万，得益于“军屯”。因为任何军队都是需要粮饷的，但是不从国家财政出，不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就只能军队自给自足了。在朱元璋时代，这种做法的收益极高。因为元末明初，社会上拥有大量流民和荒芜的土地。但是需要别人去将这两个资源整合，整合得好，你的收益就是有资格做皇帝。这不是朱元璋的发明，也不是刘基的发明。
中国历史上，“军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比如三国时期曹操就搞过“军屯”和“民屯”，得黄巾寇民百万，青州军数万，在豫州打下了争霸天下的基础。后世大规模的建设兵团，本质上都是“军屯”的一种形式。“军屯”最大的好处在于将人力资源规划到了极致。大明士兵战时打仗，农时种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不给国家添负担。这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明初朱元璋曾经将这种军屯规模做到了270万。这相当于朱元璋不花钱替大明朝养了一支200多万的常规部队。“军屯”效果这么好，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肯定不会放过。于是他把“军屯”作为一个固定制度给延续下去，兵源构成以“世兵制”为主。所谓“世兵制”，和我们现在的农村户口，集体户口有类似之处，不过大明的比较变态，那就是“军户”、“民户”、“匠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