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农民起义军乘势重起，在内地重燃战火。农民军与清军在无意间，竟然造成了相互呼应之势，使明朝政府左支右绌，明军调来调去，疲于奔命。3.辽东无战事，围剿农民军的干才大吏卢象升、洪承畴以及勇将曹变蛟等人，就不会离开中原战场。(卢象升)对付农民起义军非常有办法的干员卢象升、洪承畴、曹变蛟等人，都是因为被抽调去对付清军，最终死的死，降的降。
如果辽东没有战事，这些人仍然留在内地战场，再加上孙传庭、左良玉等人，平定农民起义是肯定的。明朝即使再腐朽，只要经过残酷的镇压，平定了农民起义，那么，明朝还是能够继续统治下去的。4.一旦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剿饷和练饷自然也就无需再征收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就能大大减轻了。这样一来，明末著名的三大饷(辽饷、剿饷、练饷)就不复存在了，人民的负担减轻，流民减少，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就会大大削减的。
5.农民起义军独自承受不了明军的军事压力。一旦明军全力来镇压农民起义军，农民军根本就没有力量来赢得胜利，可以说，农民军获胜的机率微乎其微。农民军中最善于练兵，兵强马壮的闯王高迎祥被孙传庭打败，就是一个证明。而洪承畴、卢象升镇压农民军的手段更加严厉，他们愤恨农民军的反复无常，根本就不接受农民军的投降，而是以残酷屠戮为目的。
以李自成、张献忠的才能，根本不足以成为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人的对手。可以肯定：没有清军入侵这个大前提，李自成根本就没有进军北京的可能性。结语：虽然是假设，但也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清军不入侵，明朝就能专一剿灭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峰火就会被明军扑灭。明朝的统治尽管腐败，但是仍然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所以说，只要是没有清军来入侵、辽东地区无战争发生的情况下，李自成根本就没有进军北京的机会，恐怕他早就被官军镇压了。
同样遇到外敌入侵，明朝和清朝的皇帝表现都是怎样的，你怎么看？
统治者自身有不同，但更多的是王朝传统和当时的情形，让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大明朝建国之初，在历代王朝中处境算是好的，蒙古被打残后，就没有像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等强大的敌人。所以大明对外一直奉行非常强势的政策，和亲、岁币这些根本用不上。朱元璋父子不需要说，土木之变也不能说军队不行，王振那个死太监糊弄着年幼的朱祁镇，葬送了当时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这种情况下，在宋朝，早就跑了，但明朝没有！但在于谦的主持下，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传统。同时，明朝后期的威胁来自后金，后金实际上是从明朝地盘上独立的，明朝根本拉不下脸和后金讲和。清朝不一样，很多清朝统治者还认为自己是外来户，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这块土地的主人。该割地割，该赔款赔，他也没有什么思想和传统的包袱。
宋朝入侵南唐，后主李煜遣使乞求停战，宋太祖说了两句话尽显帝王霸气，怎么回事？
这是五代十国末期新兴的北宋王朝进攻南唐时，面对南唐派来的乞求停战的使者徐铉，宋太祖赵匡胤说出的惊世之语。也就是如今大家熟知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直截了当的把政治的本来面目保留无疑，也无情的揭示了实力为王，弱国无外交的实质，所谓的王霸之气倒是更在其次了。背景：北宋虎视眈眈，南唐苟延残喘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篡周建宋，同时也接过了后周世宗柴荣的“统一事业”。
承袭了后周勃兴之势的北宋朝廷刚一建立，就着手对其他割据政权进行征服。公元962年9月，在确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之后，建立刚刚两年的北宋对荆湖地区（今湖北、湖南地区）发起进攻。到963年2月就灭亡荆南政权，3月平定盘踞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保权。公元964年11月，北宋兵分两路进攻盘踞四川的后蜀政权。
一路由陕西汉中一带往南进攻四川；一路由刚刚占领的湖北向西溯江而上进攻四川。到公元965正月，兵临成都城下，孟昶举城投降，后蜀灭亡。公元970年9月，北宋从湖北、湖南地区出发，直扑广西，开始进攻盘踞两广的南汉政权。公元971年2月，北宋灭亡南汉政权。至此，北宋已基本扫清了南方除南唐之外的其他割据政权。从北、西、南三面完成了对南唐的战略包围。
南唐东面又是早就臣服与北宋朝廷的吴越政权和盘踞在福建的陈洪进，南唐政权可谓四面被围，危在旦夕。而且南唐政权在北宋咄咄逼人的姿态下，一味退让乞和，在北宋建立之前就向北宋的前身后周王朝称臣，自去帝号。北宋建立后更是卑躬屈膝的求和，虽然也有暗中备战之举，但是总体而言是畏宋如虎，归根结底就是实力弱小带来的屈辱外交。
徐铉：弱国外交官的无奈宋太祖这句充满“王霸之气”的话语是对南唐名臣徐铉说的。这位徐铉与韩熙载齐名，非常有文才，而且口才了得，很早就在南唐甚至北宋都有较大的名气。在南唐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后主李煜派遣徐铉两次出使北宋，希望能求得北宋朝廷罢兵休战。公元974年，北宋开始对南唐发动灭国战争，借口是南唐后主不亲自到京师朝见。
从理由上看就可以看出，北宋当时的霸气，让人家一国之主到你的京师朝见，当然李煜曾经也的确这样干过，但是此时的南唐已经非常明白北宋的吞并之意，李煜当然不敢去开封朝见赵匡胤了。危急时刻，徐铉受命到开封求见赵匡胤，希望能够乞和罢兵。徐铉对宋太祖赵匡胤说道：“李煜尊重陛下就如同儿子尊敬父亲一样，李煜没有过失，为什么陛下要讨伐我们南唐呢？”结果宋太祖巧妙的回答道：“既然这样，你认为父子间要分为两家吗？”巧舌如簧的徐铉顿时无言以对。
到了974年11月，北宋军队节节胜利，南唐政权眼看就要灭亡，于是徐铉与另一位大臣周惟简再次出使北宋，乞求罢兵。徐铉再次说道：“李煜因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也，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可惜眼见胜利在望的赵匡胤对徐铉的乞和要求就是不允，徐铉再三请求，言辞恳切激烈。赵匡胤被惹急了，终于说出了那句大实话：“不须多言！江南国主何罪之有？只是一姓天下，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这就是徐铉的悲哀，没有强大实力做后盾，任你口才了得，文才飞扬，面对赵匡胤的“大实话”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实力差距与统一大势使得赵匡胤如此霸气赵匡胤能够如此干脆利落的说出这句“大实话”。最大的原因是北宋与南唐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从后周世宗柴荣三伐南唐之后，本就实力较弱的南唐彻底失去与北方中原政权竞争的实力。江北之地的尽数失去，使得南唐一蹶不振，只能苟延残喘的盘踞江南。作为继承后周政权“遗产”的北宋王朝，强大的实力就是赵匡胤说出这话的底气所在。
再结合北宋王朝统一天下的进程就可以看出赵匡胤对南唐态度的逐步变化：从960年登基到962年，北宋王朝忙于稳定内部和对付北汉与契丹的威胁，同时统一方略尚未确定，所以对南唐政权较为宽和，加之李璟和李煜父子对宋朝非常恭敬，每逢节日都遣使朝贺送礼，因此赵匡胤对南唐朝廷的态度较为缓和，甚至李煜登基赵匡胤也遣使祝贺，也同意了李煜追复其父亲的帝号的请求。
公元962年开始，北宋开始对南方的割据政权发起进攻，此时赵匡胤依旧保持对南唐的较友好的态度，甚至放归南唐降卒，在李煜上书请求罢除不名之礼时，赵匡胤也没有允许。当然这些行为都是为了配合北宋的统一战略和麻痹李煜君臣的一种措施。公元971年，此时北宋已基本完成对南唐的包围，其他割据政权的相继灭亡使得赵匡胤的目标终于转向了南唐。
这一年李煜再次上书请求罢除不名之礼，赵匡胤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由此可见赵匡胤的态度开始转向强硬。而且双方此前一直保持良好的外交往来，在这一年，赵匡胤公然扣押了出使北宋的南唐宗室重臣李从善，并开始逐步逼迫李煜到开封朝见，吞并南唐之意表露无疑。综上，强大的实力是赵匡胤如此霸气的最大倚仗，而战略包围南唐政权，夺取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是促使赵匡胤说出这番话的背景，因为赵匡胤已经不需要伪装，也不需要与徐铉这样的文人浪费口舌，武将出身的他可能辩不过口才了得的徐铉，但是强势的他完全可以用手中的剑代替他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