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我女同学的父母不同意她去,她就不去了。我咋办呢?我也不去了?我不喜欢自己做事半途而废,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可我妈也不同意我去,担心泡子边打鱼的都是男人,我是个女孩子,万一那些人把我祸祸了呢?我就想到一个招儿,武侠小说里不都有女扮男装的故事桥段吗?我就一狠心,让我家后院住的我姐的同学张姐把的一头长发剪掉了,剪成了寸头,然后我穿着牛仔裤,穿着夹克衫,假扮成男孩子,就用自行车驮着方块酥和啤酒,去火车站了。
当时我老姨家在火车站前居住,我就把自行车放到我老姨家,我就背着装方块酥和啤酒的两个丝袋子,往火车站走。我老姨家到火车站能有500米吧,这500米是汗水散落的500米,我用绳子背着两个丝袋子,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肩膀被绳子勒得生疼,回家后一查看,肩膀都勒得红肿了。总算是上了火车,去了海坨子。来到打鱼人的河沿,我找到女同学的老姑父,还不错,老姑父帮我把啤酒和方块酥都卖给打鱼人了。
我很高兴,回到家,第二天继续上来方块酥和啤酒,第三天再起个大早,赶小火车奔赴海坨子,卖掉货物,晚上再乘坐小火车回到大安家里。小火车在海坨子是不停车的,当时海坨子有一批铁路工人在修路,所以每天早晚才停靠一分钟。绿色铁皮的小火车早上送铁路工人去修路,晚上把铁路工人拉回到大安。后来那里的修路工作结束了,小火车就不在海坨子停车了,我才结束了这份工作。
我记得我好像挣了二百块左右,那是我的一笔财富啊,妥妥地存在我的存折里。当时固定工作不好找,我就开始卖雪糕。我跟邻居借了一个装雪糕的保温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跟我邻居的一位大嫂就开启了卖雪糕的生涯。往老坎子去的路上,有一家农机雪糕厂,我和大嫂就去那里上雪糕。夏天太阳当空,我一出门就晒得确黑呀,可我不在乎,我就想自食其力,挣钱养活自己。
只是在居民区里高声吆喝“卖雪糕”三个字时,我是憋红了脸呢,终于是吭哧出一句“卖雪糕了——”喊完我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跑了,后面有个小孩追着我喊:“卖雪糕的,你等等我,我买一根雪糕——”我这才停下车子,卖掉一根雪糕。再后来,我上班了。可1995年,工厂黄了。随后,我什么活儿都干过。最要命的工作是去一家私人的化肥厂工作。
那家化肥厂的老板是我爸认识的一个熟人,人家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才让我去工作的。我去了之后,看到化肥厂是个挺大的大院子,里面有二三十个青年男女在干活。我被小领导安排干的是啥活儿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工作叫啥名,就是站在鼓风机前张着丝袋子,鼓风机里呜呜呜地往出吹打碎的稻草末,可能还有其他材料,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这份工作太不是人干的了,太迷眼睛了,太呛人了。
鼻涕都是黑色的。当时我真想不干了,但一想老爸好容易给我找的工作,就坚持干吧。我妈说得好,人间世呢,钱难挣,屎难吃。那我就坚持做吧,咋也比吃屎容易多了!就是这么一份工作,我竟然干了二十多天。当年的私人化肥厂不是全年都上班,工厂只是在春天的时候制作化肥,其他时间停工。所以我干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工厂停工了,就给工人发了工资,我好像挣了90多块钱。
后来我还给一个大款家里的孙子,当了一个暑假的家庭教师,那孩子有点傻,不过,我倒是挺喜欢他的,因为他真实,也因为我也比较傻。后来我又去饭店当服务员,又推着板车卖过冷面,摆地摊卖过服装。最屈辱的一次经历是我去华隆商都卖饭包。当时我妈陪着我去的,我们推着我儿子的婴儿车去卖饭包,婴儿车里装的都是饭菜。一开始卖得挺好,可是不一会儿,一个副经理出来,一脚就把我的婴儿车给踹翻了,饭菜撒了一地。
我跟那个副经理吵起来,他不仅用污言秽语骂我,甚至还要动手打我。我当时就想啊,人呢,不能穷,一定要勤奋,一定要摆脱贫穷,一定要努力干下去!那时候我就是个文学青年,因为爱看书,我还开过一家书屋,这个书屋没挣钱,但也没赔钱。后来我又兑了个旅店,也没挣钱,就兑出去了。这样晃荡了一阵,我的年龄就超过了三十岁,奔四了。
我辞职了,啥也不干了,专职在家写了一部长篇,后来这部长篇发表在白城市的刊物上,我也因为这本长篇,被白城报社的子报聘用,做了一名记者。三年后,子报的老总不承包这张子报了,我们这些老记者,不被日报所重视,我就辞职开始专职写作。那是2007年,纸媒特别繁荣的年代,大江南北的杂志啊,铺天盖地,白城这个巴掌大的小城竟然有十多家杂志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