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关“张献忠沉宝”的传说得到了证实。随着一大批沉银的发掘，张献忠的财富从哪来的？经济实力到底有多强？他打算用这些钱做什么？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确切的答案。上图_ 张献忠起义图战功赫赫 敛财有术《明史》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初随王嘉胤，作战勇敢，身先士卒，累功进至“西营八大王”之一。
之后，他和李自成参加了高迎祥的队伍，攻陷凤阳，转战两湖，盘踞巴蜀，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义军力量。建立军功的背后，是张献忠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根据史籍记载，张献忠搜刮钱财，主要有缴获战利、没收官产、搜刮民财和严抓军纪等四种途径。他袭取武昌后，将楚王朱华奎投江溺毙，自己“尽取王宫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攻破成都，“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张献忠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蜀王名下数以千万的白银，其个人财产迅速膨胀，富甲一方，数量足以比肩紫禁城，经济实力不容小觑。上图_ 1644年，明末形势图，图中的大西是明末张献忠创立的割据政权搜刮民产也是张献忠巨额财富的来源之一。
在江口沉银中，其中有十多个刻有铸造地点、时间和工匠姓名的银锭。它们分别来自于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这与张献忠的进军线路一致，表明他曾向当地富民巨贾劫掠财富。进入四川后，张献忠严格限制民间金银数量，规定：“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在严酷的政策下，民间财富向张献忠快速集聚。张献忠还注重义军内部财物收缴。
“令贼卒凡子女玉帛及一应贵重之物，不得辄留，犯者死。人畜以刀剑，而诸物可焚者以火，惟金银必以水土沉埋之。”为了防范士兵私藏金银，“金银重赀，献忠恐兵富而易逃也，其令挟赀而则杀之，时时搜索。”足见军纪之严。上图_ “江口沉银”盗掘案件收缴的文物之一“永昌大元帅印”的拓本和钤本，左为印背拓，右为印面钤本实力雄厚 富可敌国四川有“天府之国”美誉，人杰地灵，物产丰富。
被张献忠逼死的蜀王，独占巴蜀，富可敌国。抗倭名将谭纶谈及朱氏宗藩曾说：“蜀府之富，甲于天下。”明朝文人陆釴（音yì）在《病逸漫记》中强调：“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蜀王“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蜀藩“拥厚赀，为世指名”。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颁布宗室亲王俸禄，其中包括禄米5万石，钞2.5万贯，锦40匹，紵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棉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在这些俸禄中，最主要的是禄米。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显示，明朝一石米的重量为153.5斤。
也就是说，明朝亲王的禄米，折合成现在的重量，约为383万公斤，以一公斤大米6元计算，明朝亲王年收入超过了2300万元。而亲王名下的庄田、商税、渔课、盐店均免征税收。蜀王占据着成都附近70%的土地，其收入更为可观。上图_ 长沙府天启元年五十两金锭张献忠将蜀王的财富据为已有。有关专家估算张献忠至少拥有一亿两白银。
成都当地流传张献忠斗宝的传说。他为了炫耀个人财富，曾将24间屋子装满奇珍异宝，金宝银锭，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崇祯和他相比，不过是个小富即安的小资而已。以明末一两银子折合600元的购买力计算，张献忠的经济实力之强，足以称雄当世。大西军有积贮金银的制度和事实，从中也能窥探张献忠的财富之巨。嘉庆五年，《锦里新编》提及：“彭山县江口，明季参将杨展破献贼处，居民时于江底采获金银，多镌有各州县名号。
乾隆五十九年冬，渔民获鞘一具报县。转禀制军孙相国辅山，饬令派官往捞数月，获银万两有奇，珠宝多寡不一。然江水深广，用夫淘取，费亦不赀，寻报罢。”所谓的鞘，是刳木使空，内贮银宝的木筒，银锭以50两为一锭计算，每鞘能装银2000两，这是张献忠积贮金银、搜罗民财的有力证据。上图_ 《锦里新编》 清 张邦伸 撰张献忠四大养子之一刘文秀临终前，曾向南明永历帝上书称：“（文秀）病革，上遗表曰：臣精兵三万人，在黎、雅、建、越之间，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
”在孙可望居住的昆明王府台基下，曾挖出窗银29万两，重500两的金犁1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张献忠财富不仅数量庞大，还显示出金银分布土域之广。翻阅史籍对“江口沉银”的记载，同样可以一睹张献忠的巨额金银。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和明将杨展在川南遭遇。“献忠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
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军。”可见，张献忠不但对财富的转移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还可以体会到他携带的金银之多。上图_ 西王赏功钱，中国古代钱币之一，为大西国国主赏功之钱币（勋章）以资养军 用途多样除了积蓄之外，张献忠的财富另有用处。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督治昌镇侍郎范景文上疏称：“今沿边新兵月食一两五，多者两两。
”而明末各路起义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士兵待遇等方面，和明军不相上下，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明军。由此判断，张献忠积累巨额财富，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军饷，以此保证军队正常运作。另外，张献忠曾对孙可望、艾能奇坦言：“皇帝极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今老子金银甚多，想来做皇帝不如做绒货客人快活。……我等心腹数十人，搬驮金银绒货，前往南京做绒货客人，享受富贵，图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张献忠说这番话的动机值得商榷，也表明了他有弃军从商的打算。
张献忠手中的金银正是从事“绒货”的原始资本。上图_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四川地区曾经流传着一句寻银诀：“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能使得破，买到成都府。”“江口沉银”的出现，有关张献忠宝藏的传说也尘埃落定，弥补了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社会研究的空白。张献忠聚敛的财富，只是当时社会动荡的缩影，折射出当今和平发展的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