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号令下，三十余万太平道教徒在八州同时并起，张角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弟张宝称＂地宫将军＂，张梁称＂人工将军＂，焚烧官府衙门，劫掠城池，州郡失去抵抗，大多长吏逃亡；不到一个月之间，天下纷纷响应，朝廷震动。
如何理解汉末农民起义？
汉末农民起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把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宗教强化了农民战争的动员能力，包括思想的号召力，这是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那么农民战争和宗教结为什么会结合起来？以及它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东汉流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大意是说：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家里的男人在哪里？男人都在西北胡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论议。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可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给东汉王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汉安帝时期（106—125年），为平息羌乱，花费二百四十多亿。汉顺帝时期（125—145年）的一场战争，又耗资八十亿。而当时，东汉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大约八十亿。这无休无止的庞大军费，自然都出在百姓身上。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
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太平道：早在西汉成帝时，一个名叫甘忠可的人，从滨海齐地千里迢迢来到京城长安，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名叫《包元太平经》的书。朝廷认为他假借鬼神欺上惑众，将他关进大牢。
东汉顺帝时，齐人宫崇向天子奏上《太平清领书》，被没收封存在帝国的书库里。桓帝时，著名的方士襄楷又向皇帝提到这部书，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追究他的过失。到了灵帝时期，张角接受并宣传《太平清领书》的思想，创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太平道。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道教组织。位于巴山北麓的午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风景秀丽。
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在百姓中收徒传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生活上和心理上的一种需要。太平道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有很大的关系。
黄巾举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太平道发动起义的战斗口号，也是他们起义前的舆论准备。“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新生的太平道理想社会。“甲子”，是184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为农历甲子年。实际上，“苍天已死”的口号并不是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才发明的。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地发现了一块墓砖，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字：“仓天乃死”。
“仓天”，也就是“苍天”。“苍天乃死”，与张角太平道宣扬的“苍天已死”口号如出一辙。这块墓砖有明确的纪年——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比张角起事早了十几年。这说明，早在张角起事之前，下层百姓中间就普遍弥漫着绝望和仇恨的情绪，这也是太平道迅速发展的群众基础和时代背景。一旦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总之，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它虽然没能推翻东汉政权，但是使这个老迈腐朽的封建王朝遭受重创，奄奄一息。第一，东汉政府的统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家财政出现了巨大危机，宦官与士大夫群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更加黑暗。第二，黄巾军开启了一个持续动荡的时代。在边疆，汉族豪强与羌人、乌桓、鲜卑势力联合，边陲再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