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些高官还开始褒扬儒术，贬斥道家，支持汉武帝实行政治改革。只是，当时窦太后还在世，她对朝臣们褒儒贬道的言行十分不满。建元二年，她故意罢了朝臣们推荐的儒生王臧、赵绾的官，连保荐这两个儒生入朝的太尉窦婴和丞相田蚡也受到牵连，被窦太后免了职。窦太后的死，使汉武帝可以放开手脚来推行儒家的治政策略。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他亲自策问，而在这次策问中，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建议，这导致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
董仲舒的主要建议是：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应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这一建议。此外，汉武帝还采纳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了一批不研究儒学而研究其他学说的士子们的贤良资格，如对于研究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学说的人，都不能再是贤良了。后来，若不研究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也被一律罢黜了。
其实，这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张旗鼓地把“黄老之学”排除于官学之外，借此来打击朝中青睐于道家学说的老臣们。与此相应，汉武帝开始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进入朝中任高官，比如，他将儒生公孙弘提拔至丞相的位置上，这在汉朝之前的朝廷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此外，汉武帝还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有五十人被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
显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统治策略，这一策略分六个阶段推行，包括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不难看出，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是一整套“三位一体”的系统政治措施：一是在思想意识上抑制“黄老之学”，推崇儒家学说；二是吸收儒生入朝为官，为专制王朝的建设筹备人才；三是重用年轻儒生，逐步淘汰有保守观念的老臣，摆脱老资格的大臣对皇帝决策的干预。
通过这一措施，汉武帝能摆脱老资格权臣和德高望重的宗室长辈的钳制，朝纲独断，强化皇权专制。第三，通过建立中朝，削弱外庭公卿大夫的权力，强权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摆脱丞相等外朝大臣的牵制。汉武帝是汉朝第七位皇帝，在他之前，如惠帝、文帝、景帝时期，有一个传统，即大多由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来担任丞相，可是，这一传统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已经不适应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老臣们观念仍然停留在文景时期的“无为”策略上；另一个原因是老臣们倚老卖老，总是看不惯汉武帝的改革方略。所以，这便造成了丞相与汉武帝的诸多摩擦，造成了相权与皇权矛盾的激化。在武帝统治时期，当丞相是非常危险的，经常轻则被贬被撤职，重则被流放被处死，所以，当时武帝朝很多大臣都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当心他们难保性命。
在汉武帝看来，丞相屡屡对他的政令不配合甚至极力反对，对此他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为了让自己的政令畅通无阻，他索性使出了一个新招，即另设了一个新的机构——“中朝”，让尚书台发挥重要作用。“中朝”是对应于“外朝”说的，其实也就是内朝，用以抑制外庭。中朝的人员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宾客组成。这与外朝完全不一样，外朝由公卿大夫组成，而内朝是皇帝的亲信，是皇帝很容易指挥的人员。
汉武帝设立中朝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强化皇权专制，削弱相权，在汉初，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经常有丞相参与商议，丞相甚至还拥有一定的参与议政决策的权力，而中朝建立之后，皇帝对于军国大事的决策就不必再与丞相商议了；二是利用中朝中的亲信、宾客来对付外朝的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等，内朝的官员资格浅、年轻，容易管理，汉武帝利用容易管理的官员去制约不那么听话的外朝官员，达到了强化皇权的目的。
汉武帝所建立的中朝，主要由三部分官员组成：一是尚书，即由皇帝身边掌管笔札的小官提拔起来的，后来，尚书的地位提高了，有了官署、官属和具体的职司；二是近臣，包括侍中、左曹、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等，皇帝从他所亲信的九卿或其它官员、儒生中选拔他说信任的，给予他们以“侍中”“常侍”等名号，称为“加官”，这“加官”虽有衔无权，但因为有这头衔便能进出禁中，有资格参与机密大事的商议，所以，他们属于皇帝身边的人，有时皇帝会授予他们临时性权力，拿着旨意去批驳外朝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