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着,不但导致司马颖与司马阎的破裂,也使长沙王司马乂(司马炎第六子)不满于同,因为司马乂也是有可能立为皇太弟的。公元302年的十二月,西镇关中的司马颟出兵进攻洛阳,军抵新安。在洛阳的司马乂也举兵讨问，连战三日,同败,为又所杀。成都、河间二王都不肯离开他们的根据地邺城和长安,所以司马乂在洛阳执政,司马颖以大将军名乂在邺城遥加控制。
司马颥原欲废惠帝立司马颖,自己做宰相，可以专政。司马颖也嫌司马乂不完全受他摆布，于是二王又联合起来，借口司马乂“论功不平”,于公元303年八月同时发动对洛阳的攻势。这一次内战,司马颛命都督张方率领精兵七万,自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北)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了大军二十多万,由前锋都督陆机率领,也渡河南向洛阳。
司马乂所能指挥的洛阳军队也不下数万人,三方结集的军队,人数在三十万人以上，这是八王之乱以来军队人数最大的一次集结。司马马的军队人数虽不多,但是曾在洛阳建春门外，击败司马颖的军队,使陆机溃不成军。不过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司马颖和张方逐渐收缩对洛阳的包围圈。在这种困难环境下,洛阳城发生内部分裂。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乂,向外兵求和;并把司马乂交给司马颛部将张方,又被张方活活用火烤死。
司马颖进人洛阳,做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他的根据地邺城。这时惠帝子孙既死尽,颖又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移到邺城。成都王司马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按照当时局面，他来担任西晋的皇位继承人，是名正言顺的。但司马颖的为人，昏庸无道。又委任宦人孟玖等,政治搞得比以前司马周、司马乂执政时还坏，因此大失人心。
洛阳禁军在东海王司马越的统率之下,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荡阴(今河南汤阴西南)一役,讨伐军战败,皇帝被俘;司马越逃往自己封国(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司马颟命部将张方乘机率兵占领洛阳。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司马越弟)联兵攻破邺城,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但洛阳已经落人司马颛手中,颖至京后不得复与政事。
不久,张方又强迫惠帝和司马颖前往长安。司马颖到长安后为司马颥所废黜，豫章王炽(司马炎第二十五子)被立为皇太弟。公元305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起兵,西向进攻关中。司马颥战败,次年六月，越迎惠帝还洛阳。颖、颐相继为越所杀。大权最后落人司马越手中。自公元291年贾后杀杨骏至公元306年惠帝回洛阳,前后十六年间的大混战,这就是所谓八王之乱。
而且诸王在混战中利用少数族的贵族参加内战,造成严重后果。如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蠃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遂长驱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大掠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从此大河南北.就成为匈奴、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由八王内乱引起了五胡乱华的惨剧。
三国十常侍之乱，怎么个“乱”法？
我来回答这一问题，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批评并讨论。“十常侍”是指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12个宦官，他们分别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和宋典，因为这12个人都担任了侍从皇帝的中常侍官，为取其整数，故称为“十常侍”。后世人们称“十常侍”是导致东汉王朝最终覆灭的罪魁祸首，是祸国殃民的佞人贼子。
那么其中的缘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东汉自第四任皇帝汉和帝开始，都是幼年登基，在此情况下，母后临朝掌握政权的局面随之出现，也直接导致外戚专权恶果的开始。因为外戚专权，往往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自然压抑了皇权，小皇帝成年后，便要夺回统治权，在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力量的情况下，就想法依靠宦官、铲除外戚。宦官与外戚的政争之所以能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并能控制禁军。
而宦官的每次胜利，都会换来地位的提高，权力的加大。到了桓、灵时期，其权势达到了顶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搅得天下乌烟瘴气，最后引发大的朝庭政变和社会动乱。东汉末年，自然灾害频繁，黎民身处水火，而桓、灵二帝却置若罔闻，仍醉生梦死地享乐，桓帝穷搜天下美色，食尽人间佳品，耳穷郑、卫之声，目极仙境之观。
灵帝即位后，在奢糜方面比桓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贪财无厌，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私有，卖官鬻爵，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十常侍’见主子如此昏庸，就竭尽逢迎之能事，讨主子喜欢，在此基础上，自己行为狼籍、恶满天下。其一:手中有权，便骄横淫逸、胡作非为。他们抢人妻女，作为自己的妻妾；霸人田地，划到自己的名下。
只是张让一人，就占有京畿诸郡数百万亩良田，其他宦官也都是沃田遍野，牛马满山；他们还竞相乞子买儿，以便立嗣传爵；他们广建宅舍，富拟宮室。灵帝有登高远眺的嗜好，“十常侍”怕灵帝发现他们的劣迹，便对灵帝说：“国君不应登高，登高则百姓离散。”由此，灵帝从此不再登高。这些宦官以不正当的手段广聚财物，家中贮藏有喝不完的美酒佳酿，有穿不尽的丝绸锦缎，珍宝玉器满堂、侍从仆役成群，甚至还有歌童舞女、倡讴伎乐供其声色犬马地娱乐。
其二：手中有权，便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灵帝中平二年南宫起火，半月方息，“十常侍”借口修建，强加天下租税，并调发太原、河东等地木材石料。材料运来后，他们吹毛求疵，横加挑剔，宣称不合规格，强行折价出售，由他们购买，再卖给官府，中饱私囊。不仅如此，他们连中央大员也敢勒索，张让私下里向当时担任左车骑将军的皇甫嵩要钱5000万，皇甫嵩没有给他，便被撤了职务。
其三：手中有权，便自相封赏、随意授官。他们的亲属、子弟、宾客布满天下，外则为郡守县令，内则任尚书、九卿，甚至连贿赂他们的一些地痞无赖，也得到一定的官职，而这些人一旦得到官职，便个个横行乡里、贪如饕餮。张让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舆，一个叫张朔，分别担任了阳翟县和野王县的县令，在地方上贪脏枉法，滥杀无辜。张朔曾残暴地杀死了怀孕的妇女。
赵忠让其弟弟赵延担任京城守门校尉，其和赵忠内外呼应，控制京师，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四，手中有权，便罗织罪名、陷害他人。少数正直、无私的官员，对“十常侍”的做法不满，向桓、灵二帝上疏，要求罢斥宦官，权归政府。“十常侍”知道后，便怀恨在心，不择手段地俟机报复。由此，因反对宦官残破天下而被害死的人屡屡出现，有三公九卿，也有贫民百姓。
其他遭“十常侍”谗言而降职、罢官、流放、戍边的人，更不可胜效。谏议大夫刘陶，为人儒雅尚德。黄巾起义爆发后，他向灵帝陈述要急八事，主要讲天下大乱，皆由“十常侍”恶行所导致。“十常侍”知道后，一起向灵帝说：“现在天下很太平，但刘陶仇视您的政令，妖言惑众，地方不努力剿贼，恐怕是刘陶与黄巾通情的缘故。”于是，刘陶被“十常侍”以“通贼”的罪名下狱，后来惨死狱中。
物到极时终必反，多行不义必自毙。宦官干政朝纲、祸乱国家、为害天下的劣行，终于导致事变蜂起，动摇着东汉的政权。灵帝死后，外戚何进再次独揽大权，声言要尽诛宦官，并紧急布署。但终因起事不密，反被张让等设计杀死。而何进暗中已经调动的人马蜂拥入城，大杀宦官。赵忠等人被袁绍杀死，张让挟少帝刘辨仓惶逃跑出城，被卢植追上，见难以脱身，便投河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