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保存党和红军的实力、保留中国革命的火种而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艰辛程度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这样的形势不可谓不严峻。而红军要完成的是一项怎样的任务呢？长征涉及红一、红二、红四以及红二十五军总共二十多万人的部队，这些部队在分布地域上从南到西再到北几乎涉及大半个中国。
长征期间仅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这些干部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击溃了国民党军数百个团。长征期间红军一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总计约二万五千里。像这种几十万有着共同理想和信仰的人在不到两年的短时间内冒着敌军天上的空袭和地上的围追堵截并克服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完成的军事转移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当罕见的——即使单纯只看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路程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从这些数据上我们能对红军长征的艰辛有一个宏观上的大体感受，但还无法充分了解红军长征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艰难险阻。红军长征最大的艰难险阻自然首先来自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这其中对红军造成损失最大的要数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在持续五昼夜的激战期间中央红军以血肉之躯在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占据绝对优势兵力的敌军围困的情况下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自身也在这场战斗中伤亡惨重：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34师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战役损失之惨重以致于湘江当地的人民群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吃湘江的鱼。
湘江战役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除了敌军实力的强大之外还与党内王明、博古等人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关。这就涉及到红军长征面临的又一大困难——不只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内部还存在与错误的军事路线的斗争。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之后才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我们在谈长征的艰难险阻之时也不要忘记长征的另一面——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他的《长征》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不能否认这的确反映了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诗意情怀。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除了是中国历史一位杰出的革命军之外还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家，对此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将毛泽东主席称之为马背上的诗人。
尽管红军长征的路上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也有自然环境带来的艰难险阻，然而在这长途跋涉之中毛泽东主席却以一个大无畏革命家的气概始终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20年后毛泽东主席自己是这么回忆长征岁月的：“在马背上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脚，可以思索”。诗词吧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使他更能感受到脚下土地的气息，也有助于他以开放乐观的心态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
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面临的不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领略过中华大地的雄奇壮观。事实上不只是毛主席本人，有相当一部分老红军战士们是将渡过金沙江后的一段路程视为具有诗意的旅程：大西南的雄伟壮丽景色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人文风情令红军战士们充满了新鲜感。可以说这段路程使战士们在经历长时间的战斗过程后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身心。
然而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长征也不是自驾旅游：红军战士们的确曾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走过了一段充满诗意的旅程，但不要以为这就是长征的全部内容，事实上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是数不胜数的：自然环境有时恶劣、有时秀美，然而与敌人的战斗却是未曾停止过的。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被收录入小学语文课本的飞夺泸定桥：泸定桥由13根铁链组成，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块的木板铺成桥面，而桥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