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内部不团结，自家人就要跟自家人开战，这里发生农民起义，那里发生农民起义，还有共御外敌的精神基础吗？这样，王朝，就当然打不赢其他游牧民族了。打仗，最主要还是打精神仗。军队有精神，就容易打胜仗。一支军队没有精神，那就是一盘散沙，一触即溃。而军队的精神，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战士们对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爱戴而来。
而一支军队，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与民族，要得到她的战士们的爱戴，最根本途径，就是要让她的战士们有获得感，要让她的战士们都觉得为她打仗，值。那么，缩小社会差距，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有奔头，让每一个人都有活得下去的精神和愿望，这不就是让战士们具有最根本的获得感吗？这就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期以后，打不过游牧民族的原因。
为什么唐以后，草原民族、游牧民族两次征服农耕民族，而唐以前几乎没有？
中国朝代歌是这样唱的：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发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古时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充分，法制不健全，因此常常重武轻文，以武力定天下。另外，为了扩充或者保卫国家的领土，征战成了国家发展进步的必要过程。
战争有为争夺皇权而进行的内部战争，还有为扩张国力或者抵御外敌而发生的战争，即外部战争。后者多为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通过研究朝代歌可以发现，唐朝以前，尽管也有许多外部战争，但始终都是农耕民族在控制中原地区。然而在唐朝以后，经常是农耕民族被游牧民族征服，更有宋朝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峙许多年，元、清时游牧民族统御天下的情形。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先分析一下两者的历史背景。从春秋开始，就有玁狁、荤粥、戎狄活动于北方广大地区的记录。但在这个时期，游牧民族实际上对中原是没有冲击力的。那时候的游牧民族自身还存在组织缺陷。他们早期在社会结构方面非常松散。单于实际上是一个盟主而不是一个皇帝，各个部落只是与其结盟，而非直接成为其部下。兵、民、财物都归各个部落所有，而不是单于私有。
单于的实际权力较弱。在军事科技上，这些在草原崛起的部落也很落后。早期游牧民族对汉地通常是以骚扰抢掠为主，基本上很少直接攻城。一方面是他们只需要农耕民族的物资和人口，另一方面是他们没有城市居住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攻城的军备物资。对于攻城，他们完全束手无策。另外，在马镫发明之前，草原部落主要以轻骑骚扰为主。
这种打法打的很轻，以速度敏捷著称。但霍去病发明新的骑兵打法以后，游牧民族的骑兵不但没有了优势，而且十分被动。马镫的发明，让骑兵能够在马匹上活动自如，骑兵的战斗力增强。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骑兵的冲击性打法又成了游牧民族的主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改革一直是实力上升的动力。随着民族间的不断碰撞，文化的不断交融，这些游牧民族一直没有放弃，不断学习、不断改革。
草原部落在组织方面也在快速进化，已经完全改变了部落联盟松散的组织结构。唐后，不管蒙古族还是女真族，其组织结构都变得更加严密。成吉思汗拥有名为“怯薛”的禁卫军，并将各部落按千户、百户统编。成年男子均有出军义务，上马则备战，下马则牧养，实行兵牧合一的制度，使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后来女真的八旗制度则更上层楼，早已不是唐以前匈奴的那种松散的组织结构了。
反观农耕民族，自宋开始正式自废武功。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国内大乱。宋朝开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不断加强皇权，重视文臣，有意将军队弱化。宋朝的军制变得十分畸形：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被拆得七零八落。宋朝枢密院掌军权、军令而不统兵；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别统领禁军和厢军，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率臣临时领命出征。
可谓是兵和将分离，军和财政分离；强干弱枝，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在各地。如果京城有变，在各地驻扎的禁军联合地方的兵力，足够对付变乱，却导致边境战力下降。另外，为了防止武将叛乱，禁军在兵力部署上，大致一半守京畿，一半戍守诸郡。京城与畿辅兵力亦大致平衡，以便内外相制。同时实行“更戍法”，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
宋朝军制设置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防范军队造反。这种军制一直延续下来，唐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局面的确再没发生过。但自此以后，汉族也再没能开疆拓土。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财政、军队组织、军事技术等都全面向农耕民族学习，并吸收了其中的精华。而农耕民族则在连番的内乱之后，从宋开始，通过层层自我设限，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层的枷锁，自废武功，自我设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