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匈奴又不断南扰，为彻底击溃匈奴，（3）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上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汉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的战争，尽管耗费了几代人的长期的经营积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当时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但从历史的进步意义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这场战争树立了汉政权在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权威，加强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其次，这场战争解决了汉政权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北方的边防，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再者，匈奴危胁的解除，使得汉政权有更多的力量去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域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加速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祖国的统一。
汉武帝时期，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例如，对西域的沟通交流，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最终凿通西域。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到长安，中西交流日盛，从此以后，汉的先进的铸铁、凿井、丝织品以及农业先进生产技术西传中亚诸国，西域的各种物产和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
汉武帝对我国西南夷、南越、闽越、东北的经略，拓展了中国在东南、西南、东北的疆域，巩固、强化了汉政权在边疆的军事防务，同时，也推进了东南、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武帝时期是汉代边疆地区和内地联系大发展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第五、对人才的重视——不拘一格“选”人才 汉武帝的政治风范，还表现在对人才的态度和对人才的渴求。汉武帝对人才特别的重视，他说：“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休，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联亲览焉。
”又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表明了他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心迹，也表明了汉武帝对人才的渴求。这种对人才的渴求实施到他的行政操作中，就表现在汉武帝对人才的不拘一格地选用。汉武帝即位后，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下诏各地郡县举荐贤良，对于郡国举荐不力的官吏则严加惩处。“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网罗天下贤能之士。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
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汉武帝又“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他即位后就“安车蒲轮”请来枚乘和鲁申公，又多次下诏求贤，征招天下名士。公孙弘、董仲舒应时而出。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赋，赞不绝口。对于主父偃、严安等人的喜爱更是溢于言表：“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他对吏民的上书言事十分关注，经常事必躬亲，对东方朔的上书极感兴趣，并“伟之，令侍诏公车”，从中遴选出大量人才并予以重用。
同时，兴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50人。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通过一系列的大胆而有效的选拔人才的措施，汉武帝时期，可谓是人才兴盛、群星璀璨。这一方面固然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有关，更与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雄才大略的政治风范有关。 汉武帝用人大度和宽宏的气度也是堪为政治家风范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