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二、再度交锋太和五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这一年，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军队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
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皇皇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了。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彻底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与此同时，李党成员也纷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极度不安，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久居相位了。数日后，文宗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诸贤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暗含责备的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就更是如此，他感到这很可能是天子在暗示他，目的是希望他引咎辞职。
随后的日子里，牛僧孺主动上表请辞，文宗当即批准，把他外放为淮南节度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太和七年二月，李德裕正式入相。
文宗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外的。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
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六月，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辞相时隔仅仅半年。太和八年八月，文宗准备任命一个曾因犯罪被流放的朝臣李训为谏官，让他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宰相李德裕断然反对。文宗不悦，把脸转向了新任宰相王涯。李德裕刚刚想用眼色暗示他，王涯已经脱口而出：“可以。
”天子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脸上顿时阴霾密布。就在片刻之前，王涯还在义愤填膺地和李德裕一起草拟劝谏天子的奏疏，此刻一见皇帝心意已决，而且考虑到李训背后还站着大宦官王守澄，遂中途变卦。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随后便让李训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虽然有所让步，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让步，用不了多久，李训必定会青云直上。
道理很简单，李训背后的靠山不仅仅是当今天子，更重要的是还有大宦官王守澄。在当时的大唐帝国，这样的人不发迹，什么人才能发迹?此时此刻，王守澄、李训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李相较，李宗闵才是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盟友，而李德裕这种孤傲清高、不识时务的人应最好趁早从他们眼前消失。经过这次面折廷争，李德裕在文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