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红军出身的虎将，不仅是野司首长，中央领导们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假如是皮定均将军在战场上重伤，如何不惊动野司各位首长？恐怕是有条件赶来的，都会到野战医院察看伤情以及表达慰问，这是勿庸置疑的。第三个要素，在淮海大战的关键时刻，师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若出现牺牲情况，那是会影响士气的，包括华野2师未来由谁执掌都是大问题，所以李云龙重伤确实是严重事件，也必然引起野司首长的重点关注。
野战军是什么部队？
野战军是野战部队的简称，狭义的野战军指的是中国陆军。广义的野战军指的是陆、海、空、火箭军等用于直接作战的部队，这个是相对于省军区系统的民兵预备役而言的，省军区系统管辖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又叫做后备军。我国之所以有野战军、野战部队的说法，主要来源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有四大野战军，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四大野战军是解放军的几乎全部主力部队，战斗力极强，功勋彪炳史册。重点要提的是第四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勇猛无敌，是一支兵力最强悍、武器最精良、战将最齐备的铁血雄师。解放战争中，四野在林彪、罗荣桓、萧劲光、黄克诚、邓华、谭政、刘亚楼、李天佑、陈伯钧、洪学智等一批被称为“猛将”、“怪才”的率领下，从零下40度严寒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40摄氏度酷暑的海角天涯，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并在三大战役胜利后经历一系列大规模的血战、硬仗，纵横驰骋于14个省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特殊功勋。
当时的野战军，不是现在的军级单位，而是相当于大军区战役级作战集团，比如当时的第四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12个集团军。从此之后，中国老百姓就把能打仗的作战部队叫做野战军。中国军队经过多次改革，作战部队早就变成陆海空合成部队了，但是野战军依旧在老百姓心目中口口相传，既是纪念当年强悍无敌的四大主力野战军，也是对现在作战部队的一种希望和寄托。
围点打援具体是指什么？
一言难尽，这四个字在军事上包罗万象，其运用之广和变化之多，实集兵家之大成。1948年7月2日深夜，一直在桐柏山区隐蔽待机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接到刘伯承的緊急命令，以六纵主力6个团（另外3个留在了大别山）在桐柏军区、陕南军区等地方部队9个团配合下，立即出山奔袭汉江平原发起“襄樊战役”，包围攻取襄阳和樊城等敌占据点，以便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监视和牵制住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使其不敢倾力东援。
（王近山将军）襄阳无疑是一座历史名城，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号称“华夏第一城池”，城垣三面环水一面临山，既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易守难攻所在，金庸小说里的郭靖，昔年就在此地抵挡蒙古大军半年之久，城高水深，被誉为“铁打的襄阳”。王近山面对的守城敌将也都是“名人”，一位是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中将，黄埔三期生，“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蒋介石的绝对嫡系；一位是绰号“熊猫“的川军悍将郭勋祺，早年刘湘手下的骨干将领，康泽之所以选择郭勋祺担任副手，是因为襄樊地区三个旅的守军中，有两个是川军部队，另附三个地方保安团，总兵力约21000人。
（蒋介石早年侍从副官康泽）1948年7月10日，在扫清外围敌军之后，解放军兵临襄阳城下，在兵力几乎对等的情况下，王近山打破常例，晓谕全军设立三个“特等功”标准：1，第一个登城成功；2，缴获四门化学迫击炮；3，活捉敌酋康泽。中野六纵和地方部队群情激昂，纷纷决心奋勇杀敌活捉康泽，因为康泽早年成立的特务武装“别动总队”在苏区曾经罪行累累。
坐镇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接到襄阳被围的急电后却犯了难，派兵救援吧，他深知刘伯承元帅是“围点打援”的高手，中野主力说不定正在某个地方守株待兔；坐视不管吧，襄阳一丢，武汉北面的凭障顿失，宜昌亦受威胁，虽然康泽不是他的人，可是襄阳战略位置实在太重要了，一向诡计多端的“小诸葛”也是进退两难。（中野六纵战士）事实是，我野司直接指挥的二个纵队、陈赓将军指挥的西集团两个纵队，都在襄樊战场外线蓄势待发监视周边之敌，南阳的第13绥靖区王凌云部（二个整编师）和张轸兵团只要西援必遭打击。
无奈之下，白崇禧只好抽调信阳的整编第7师、确山的整编第20师绕道增援：乘火车先到湖北孝感，然后徒步行军北上，过宜城奔襄阳，整个“旅途”的耗时最少需要七天！这就是“围点打援”的精妙所在，对手如果重兵快速来援，解放军就将暂时围点不打，首先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击援军；如果对手增援迟缓，则攻城部队就会坚决而迅速的拔点；并且两者之间随时可以根据敌情变化而切换，如何临机处置，完全在于战役指挥员的战场把握能力。
（康泽被俘）既然白崇禧的援军是绕着大圈爬来的，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到达战场，攻城前敌总指挥王近山随即下令拔点，王近山一反古来打襄阳“先夺山后破城”的惯例，以猛虎掏心的战法直扑襄阳城区，刀劈三关，总攻开始后仅用三天时间便全歼守敌，俘敌康泽、郭勋祺两名中将以下17000人，创造了对等兵力下攻城作战的典范战例，入选解放战争十大攻坚战。
《亮剑》里华野二师和五师争夺战利品的故事原型就发生在襄阳战后，六纵与地方部队因为争夺俘虏和缴获出现纠纷，事后刘伯承司令员命令王近山做深刻检讨，也算是战役中的插曲。（川军郭勋祺）襄阳既失，走到半路上的援军两个整编师立刻掉头南逃，一边庆幸总算没有被中野主力捕捉，而实际上我军攻克襄阳后，为配合华东野战军发起攻势，主力全部转移至汉水北岸，白崇禧的战役指挥能力，比起军神来还差着一个段位。
投降和投诚的意思一样吗？
1948年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特别下达命令，要求前线部队务必捉拿蒋系青年军第207师师长戴朴，于是他也成为整个辽沈战役期间唯一被专电缉拿的蒋军高级将领，野司电文中说明：“207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署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战后依法处办”！说明一下，青年军各师是辖有旅级单位的，所以等同于之前整编师的级别。
（周福成）此事发生在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地区全军覆灭之后，东北蒋军的老巢沈阳已经是熟透的柿子，在东野各纵向沈阳进军之时，蒋军沈阳守备部队中只有青年军第207师特别顽固，在其他部队纷纷派出代表，试图联系东北野战军准备起义的过程中，该师仍然拒不投降企图负隅顽抗。因为这个戴朴是黄埔和陆大毕业的双料嫡系，出身于陈诚的土木系部队，所以思想非常反动。
面对汹涌的“申请起义”浪潮，为减小部队进城的阻力和牺牲，辽北军区政委陶铸特别请示林罗首长，要求批准将这些部队的行为按起义对待。但是林彪和罗荣桓两位首长不太认可，因为在东北野战军大军压境并且先头部队已开始攻城的情况下，沈阳守军的这种做法只能算“投诚”，但是毕竟事关重大，于是再电请西柏坡决定。（林罗首长）西柏坡也认为确实不够起义标准，但是辽北军区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指示，而前线又是情况紧急，遂自作主张答应了对方，弄得林罗首长非常被动，只好再电西柏坡解释：“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
也就是说，沈阳守军有相当一部分算是“主动起义”的，但是，其最高指挥官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却拒绝了部下们的起义请求。决心起义的原东北军将领王理寰等人组织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并派代表劝说周福成领衔起义，然而这个出身东北军的将领却非常顽固，公然叫嚣还要焦土作战，代表们告诉他各部队已经接洽起义不再服从指挥，周福成狂怒反问“谁敢”？各军、师长们眼见他顽固不化，遂将其弄出司令部迁往一座银行大楼，以免周福成在期间起到破坏作用。
由于大部分守军已经放下武器，因此东野各部进展很快，11月1日上午，二纵6师16团一连长黄达宜，率领全连战士搜索前进到达那座银行大楼，发现楼内楼外聚集着大批扔了武器的蒋军官兵，就问他们最大的官在哪里，散兵们指了指楼上。当黄连长带兵冲上楼时，一个中等个头穿将军服的人走出来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
黄连长又好气又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好意思说投诚，乃喝令周福成及手下全部缴械，按俘虏待遇排队押出大楼，这其实是按“投降”处理的。所以投降和投诚仅仅一字之差，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是很难界定的，总体而言，在我军包围和武力压迫下，没有进行抵抗而主动放下武器的可以算为“投诚”，而在我军开始攻击后，因为打不过被迫放下武器的那叫“投降”。
在实际操作中，沈阳守军作战序列中原属东北军系统的第53军、新1军暂编第53师等部队，也是按“投诚”而非起义对待的，处理方式与长春的新7军相同，即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区接受我军的改造和整编，反动军官被清洗掉，部分战士补入东野各纵，这绝不是起义部队的待遇。一直到40年后的1989年，有关部门才追认了上述部队的行动为“起义”。
而态度最顽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却不见了！原来戴朴中将眼见大势已去，已经丢下部队化装潜逃了，而207师各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就都蹲在地堡和工事里继续顽抗。11月2日，东野出动一个独立师围歼了该师最精锐的第1旅第2团，部分蒋军官兵逃至苏家屯后，企图以假投降来掩护逃跑，结果被我军识破一网打尽。在东北野战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青年军第207师其他部队不得不缴械投降，解放沈阳的战斗才彻底结束，期间共消灭蒋军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7个师、3个骑兵旅134500余人。
在被消灭的敌人当中，绝大部分属于“投诚”，否则攻克如此一个大城市，东北野战军不可能在三天内取得迅速胜利。一小部分则属于“投降”，但是零星的抵抗已无意义，根本不是东野大军的对手。并且还要注意，投诚和投降以后的待遇那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长春守军的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即按“投诚”对待，即便是黄埔一期生、中将军衔的身份，也没有送到功德林关押。
为什么同样都是在医院养伤，李云龙有123号首长关心，赵刚却无？
还真不是一个无厘头的问题，并且《亮剑》在这一桥段的处理上，也确实遵循了军事常识，需要认真解释一下。确实，李云龙在淮海战场身负重伤以后，通过野战医院的护士们之口，叙述了华野前三号首长都曾前来探望的事情，当然这个“123号”的说法并不准确（陈毅当时不在华野），只是表明了一个状态：野司首长非常关注和在乎李云龙的伤情，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要素，其实是李云龙的军队级别，他当时已经是华野某纵队的二师师长，步入了高级指挥员行列，这样级别的军事主官重伤并且生命垂危，确实会惊动野司首长的。
比如1945年12月，原山东军区第8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斗中牺牲，不仅山东军区党政军领导亲自到场，主持隆重公祭，连远在陕北的中央领导也相继发电挽悼，虽然当时没有军衔制，也得算“将星陨落”了，实在非同小可。而赵刚在赵家峪战斗中突围重伤，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仅仅是八路军129师的一名团政委，还属于中级政工干部，远没有后来李云龙那样闻名全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师（旅）和团恰恰是我军编制的一个节点，师（旅）属于战役单位，指挥员轻易不会亲临火线，出现伤亡的概率不大。
而团级属于战术单位，不少团长是要亲自带队冲锋的，因此这个级别伤亡的数量可是不少，不可能一名团长的牺牲就惊动延安。第二个要素，是李云龙的华野2师队伍情况特殊，相信真正的亮迷都很清楚，该师是在“中原突围”后由中原军区转隶过来的，并非华东野战军的老部队，如此华野首长就必须格外照顾一下。比如在之前的赵庄阻击战中，华野司令员用“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所部时，就亲口说过：“打光了不好交待”，指的就是2师性质特殊，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拼光，得留点老底子。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好像父母对亲生儿子可以毫无顾忌地严厉责骂，但是对养子大多会包容些，这是咱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所谓“面难”。而作为一支性质特殊部队的军事主官，曾经八路军129师刘师长、陈旅长（中野首长们）的爱将，如果真在华野这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华野各首长将来确实不好跟中野首长交待嘛！所以亲自前来探望很是正常，至于“123号”全部到场的说辞，当然是文学创作的夸张手法，更为了凸显李大脑袋小命的重要性。
第三个要素，在淮海大战的关键时刻，师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若出现牺牲情况，那是会影响士气的，包括华野2师未来由谁执掌都是大问题，所以李云龙重伤确实是严重事件，也必然引起野司首长的重点关注。其实两边都一样，如果当时楚云飞也被冲锋枪当场击毙、或者伤重不治，我方战报里也会着重宣传的，在三大战役的战果统计中，蒋军少将以上军官被毙伤俘的数字，绝对有准确体现，但是团长或者校级军官，那就算了。
比如在1946年10月的涟水保卫战中，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谢祥军被敌整编74师的特等射手冷弹射中，送往野战医院后因抢救无效而牺牲，他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但是谢司令员牺牲的消息，当时被野司严密封锁，不仅没有立即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而且关于他牺牲的消息还被特意隐藏，主要就是怕影响部队士气，同时给敌人提供大肆宣传的机会。
在之前写过的许多《亮剑》文章里，笔者坚持认为李云龙的人物原型中，一定有开国中将皮定均的影子，因为经历过中原突围然后再改隶华野指挥的部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皮旅”，也就是中原军区的1纵1旅，到达豫皖苏解放区后该部改称“华中野战军独立师”。论资历，1955年皮定均也确实该授少将军衔，后来主席在他的名下特批：“定均有功，由少晋中”（皮有功，少晋中应该是另外一个版本），遂被授予中将。
对于老红军出身的虎将，不仅是野司首长，中央领导们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假如是皮定均将军在战场上重伤，如何不惊动野司各位首长？恐怕是有条件赶来的，都会到野战医院察看伤情以及表达慰问，这是勿庸置疑的。所以对比一下亮剑的剧情，类似李云龙这样的重量级军事干部，享受野司多名首长关心的待遇，一点也不稀奇。而抗战时期负伤住院的赵刚，也肯定有上级领导探望，比如副旅长、师或旅的政治部主任等等，在李云龙带着和尚前往野战医院时，赵刚曾在谈话中提起过政治部有人来过，只有真正的亮迷，才能有这段记忆吧？理解了上述要素，也就能举一反三，假如赵刚在三野军政委的任上战场重伤，即便不是野战军前三号首长齐来探望，待遇也不会比李云龙差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