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华夏是关羽军事成就的顶点，也是他悲剧的开始。曹操集团料到“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于是拉拢孙权从背后侧击关羽。关羽对这一奌原来有所戒备，曾在沿江一线留有重兵。但是孙权荆州守将吕蒙，也更熟悉关羽的弱点，他利用关羽的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和求功心切，假托有病而将荊州军务权交当时还不太知名的陆逊。关羽果然中计，不以陆逊为意，撒掉一部分荊州守军，后方空虚，江陵被吕蒙偷袭，关羽在从樊城回军途中，于临沮（今湖北南漳）被吕蒙军擒杀，荆州全部被孙权集团占领。
由于与刘备集团存亡攸关的荆州被关羽失掉，所以过去人们多据此责难关羽，批评他冒险进军、破坏了孙刘联合又刚愎自用。这个分析不全对，关羽进军是执行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时机也不能说是不成熟，不能认为是冒险；说关羽刚愎自用当然有之；至于孙刘联合的破坏，主要责任还在于孙权，而不应全诿之关羽，这一奌又是关羽荊州之失的重要客观原因。
新编历史剧《荆州之战》，在综合了从《水淹七军》到《走麦城》等系列剧目的基础上，出以新意，总结关羽荆州之失中主观错误的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但这只能认为是戏剧，据此来全面评价历史上的关羽，则失之于公平。由上可见，历史上的关羽，就是刘备部下一员重要将领，以忠勇著称，当时人们对关羽的看法，都没有超出这个实际。
与关羽同时人杨戏所著《季汉辅臣赞》说“关、张赳起，……雄壮虎烈”。比关羽晚一些的陈寿在《三国志》中评关羽“有国士之风”，为刘备“爪牙”之臣，与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世为虎臣”。实际上关羽的成就，不曾超过他同时代的某些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沒有曹操和诸葛亮声望高。从西晋到北宋，人们一直将关羽当作虎将看待。
不料到了北宋末年，死了八百多年的关羽，忽然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从宋徽宗时起，谥号由侯进而为王，成为“武圣”，与孔子的文庙并列。明万历时又进爵为帝，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并赐陆秀夫、张世杰为其左右丞相，元帅由岳飞代，伽蓝为尉迟恭代。清代更屡封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头衔长达二十六字之多，抬到吓人程度。
作为历史上一员将领，关羽沒有岳飞那样的武功，可是岳飞却为他配祀；作为道德形象，他也远不如孔子那样“德配天地”，可是他却以一介武夫而与孔子并祀。对关羽死后这一地位变化，清代学者曾感到莫解。尤侗说：“公亦汉臣耳，而尊之曰帝，三国诸君安在哉”（《西堂杂俎》）？赵翼说：“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陔余丛考》）？他们当然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实际这里的关羽已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变成神，变成了某种道德化身的偶像，这个关羽的岀现，只能从其社会基础来考察。
宋以后，随着地主阶级土地占有的发展和专制主义的强化，封建社会基本矛盾也日趋激化，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出现新的形势。为维护封建统治，地主阶级一方面加紧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一方面也加强了思想统治，于是出现了强调忠君、守节的理学，企图要求人们服膺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不要反抗。为此，地主阶级要求塑造一个体现这种忠义说教和显示精神威摄力量的化身，以实现地主阶级的统治意图，这就出现了武圣关羽这个偶像。
为什么在这里选中了关羽？那是因为南宋偏安以后，处境很像三国时的刘备，因此极力强调刘备的炎汉正统，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渝，正合乎武圣形象的需要。褒关羽，贬曹操，以至抑武则天，大体都从这时开始，正源于此。至于地主阶级为什么非由历史上来找偶像不可，那是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历史人物则是可以随心所欲来打扮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
恰好在人们彷彿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恩选集》两卷集第一卷223页）。地主阶级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段来宣扬武圣关羽偶像。
一是把它塑造成维护封建正统的忠义化身，来宣扬纲常伦理，在思想上麻痹劳动人民。清乾隆帝在敕封关羽上谕中就赞“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清通典》）。尤侗赞关羽像说：“匪直也勇，匪直也智，其一心乎汉室者，盖曰窃取乎春秋之义”（《西堂杂俎》）。一是给关羽披上“伏魔”外衣，用以恐吓劳动人民，妄图防止农民反抗。
翻开我国大量的地方志，凡有关帝庙记事的，差不多都有所谓“关公显圣”镇压人民反抗的谎言。遍布全国城乡的无数关帝庙，实际是封建地主阶级神权的“派出所”。地主阶级通过对关羽偶像的宣扬，确实收到了思想统治的效果，损害了劳动人民印斗争精神。当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宣扬，还不足以说明关羽何以那样深入人心，实际上人民也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塑造关羽，尽管两者是宻切连系在一起的。
人民不仅把关羽看作是武圣人，更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尤其如此。就是忠义，劳动人民也予以自己的内涵，当然这并不否认统治阶级的忠义说教在起主要作用。在反民族压廹斗争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忠在人民中包含忠于民族的内容；义往往也成为劳动人民内部团结的思想基础，虽然这也是小生产者狭隘性的意识表现。正因为有这点，关羽形象有时也有鼓舞人民斗争作用的一面，因而获得人民崇敬。
太平天国《天情道理书》中就以关羽为忠勇的榜样说“扫灭世间妖百万，英雄胜比汉关张”。清代义和团和许多反清结社都设有关帝像，宻室称为忠义堂，室中设桃枝，象征桃园结义。人民强调的是关羽的忠勇、正义精神，而且认为关羽是站在自己方面。人民之所以在斗争中有时也说明需要这一偶像，说明在沒有先进阶级领导时，其斗争手段与意识，还不能不带有原始性并受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
如同对待关羽社会形象一样，对待关羽的艺术形象，也要全面分析。戏剧形象的关羽，既是武圣，又是英雄，关羽戏可以说是精华糟粕并存，瑕瑜互见。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变了，封建地主阶级所塑造的关羽偶像，已随其阶级基础的消灭而一去不复返；就是广大人民也不需要以关羽那样的义气来保持人与人的关系。关羽的神圣外衣是被剥掉了，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有关关羽的戏剧和故事，仍然有可汲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