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一品官职，勋臣（即开国、靖难诸功臣及其后代、中期后也包含部分外戚）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三公头衔（太师、太傅、太保），高级武臣（同时基本也是勋臣）以出任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而获得武职正一品也不是难事；但是有明一代，文臣们要想以本官位获得正一品官职，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以实际为文臣首领的内阁诸殿阁大学士举例来说，明代大学士的职位接近于前朝的宰相，重要性更是过之，但是他们的本官品级不过正五品，起初不过是属于皇帝的秘书角色而已。
虽然之后的岁月里大学士的地位逐渐上升为皇帝之下文武内外诸臣中最高的几人，但是本官还是停留在正五品。为了避免尴尬局面（从一品、正二品高官向正五品大学士汇报工作），自永乐年间其起，皇帝便将诸大学士额外授予加官（当然，中期以后成为惯例，那就是掌握朝政的文臣们自己给这个制度主动维护，按例加官，皇帝也轻易不能改变了）。
永乐年间，大学士加官还是最初的翰林院编修、侍读、到翰林学士；和詹事府左右庶子、谕德、中允、到春坊大学士。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大力提拔支持自己的文臣，自此诸大学士开始加六部侍郎、尚书衔，官位达到正二品（六部尚书正二品）。不久后，仁宗再晋自杨士奇少保、少傅，兼兵部尚书（少师、少傅、少保三孤皆从一品）。
自杨士奇始，明代大学士开始加官晋为从一品，文臣之中，无可比拟。景泰三年（1452年），首辅、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加太子太傅衔，这是明代大学士第一次加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之后陈循晋华盖殿大学士，大学士排名便由此规整下来，按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四殿二阁从高到低列序，华盖殿大学士居首位，即首辅。
整个明代，文臣顶级官职在其生前基本上以三孤兼太子三师出任殿阁大学士为最高点，首辅官职顶点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后，华盖殿改中极殿）。至于辅臣们去世后，其中功劳高、品行好、口碑优的，经过朝廷评议，可以被追赠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逝世后享受正一品待遇，这也是对他们的褒奖。此外还有几个文官特例：正统时王骥以平定麓川军功封靖远伯、成化时王越以威宁海大捷封威宁伯、正德时王守仁（即王阳明）以平定宁王叛乱封新建伯；这三位文臣均以军功获封爵，超越正一品官职，达到超品待遇（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后世子孙也从文官转为勋戚，出仕之路中断，此后只能当富贵闲人了）。
另外天顺时徐有贞以夺门之变时“立功”，受封武功伯，不过半年后就被削爵除官流放，成为平民，不再叙述。真正在生前即获得正一品官职的明代文臣，只有万历时的张居正一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加授太傅，正式以文臣身份在活着的时候成为正一品文官。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危，神宗以张居正“辅政元勋”之功，加授其太师，使得张居正身兼三公三孤（张居正此前已经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到达大明建立以来文臣的顶峰。
（明初李善长也是丞相、太师，但是他封爵韩国公，不应算作正统的文臣。而且他也不是经科举入仕为官，所以相比张居正来说，文臣的身份稍显不符。）清承明制，官员等级制度基本不改，照搬执行。但对于高品官职（大学士、诸部尚书等）正一品对应官职，顺治初设立满汉分职所置，满员正一品，汉员正二品。后在康熙时均定为正二品。
雍正八年（1730年），清更定制度，大学士满汉均定为正一品，以后永为定制。清代正一品官职确定为：太师、太傅、太保、诸殿阁大学士（文臣朝官）；大学士衔外任总督（文臣外官）；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武臣朝官）；伊犁将军、绥远将军（武臣外官）。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官员制度，品级不再是衡量地位的唯一标准，明朝官员中地位超然的大学士，在清康熙以后，不再承担实际朝政功能，只是清贵悠闲、尊崇地位所用。
清代权力中枢，前期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逐渐转移到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南书房；雍正时，世宗设立军机处，自此朝廷权力中枢掌握于军机处（或者说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正一品的大学士们，再也不能介入朝政、处理政务，而是作为虚衔，处理一些考试、教化、修书等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地位崇高、实际无所事事，不再重要（或者是宠臣、重臣以功额外获得大学士衔，那其实是属于加官，荣誉名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