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其他答案，对于“驭民五术”，好像都是从同一个渠道借鉴来的，用所谓的“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这种简单粗暴的词汇来指代却又不加合理解释，本身就是以偏概全、极度主观，容易对历史形成脸谱化、妖魔化的认识。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儒家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学派的目标很简单——为帝王服务，它们生来就是为统治者做参谋的；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
儒家推崇的方式是由内而外的教化，即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人们主动遵守“礼制”——可以理解为守规矩。而所谓的规矩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接受、顺从贫富贵贱的阶级差别：“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儒家认为，如果没有阶级差别，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正是目前流行的“阶级固化”。而法家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人性天生趋利避害，仅仅靠自觉性是不可能养成好的风气，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俩字：赏、罚，即用外力诱使人们遵守统治者制定的规矩。
而且法家天生反对阶级固化：“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没有亲疏贵贱、地位高下，一律按照根据法规办事。对于儒家的那一套，法家则是发自内心的不屑一顾，《商君书》里有一句名言：“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韩非子同样一针见血：依靠贤者治国当然不错，但一百年能出一个大贤吗？但精通法律的官吏，却能随时实现“量产”。
因此，基于以上逻辑，法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治国体系，通过商鞅变法得到了首次全面实践，并在随后上百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支撑秦国由西陲的夷狄之国迈向一统天下之路。相比较之下，一直到汉武帝即位前，儒家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地位。但任何政策都有时代局限性，商鞅变法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着眼点有二：崇君权、促耕战。
也就是强化帝王的集权，把人们捆绑到农、战这两大主业上来。为了实现上述任务，自然需要一定的手段。后世学者根据《商君书》中的阐述，把它归集为两大方面：第一项是“壹民”理论，第二项就是胜民（制民）五法，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驭民五术”。壹民，指的是对全部国民要统一管理、统一赏罚、统一教化。君主奖赏、惩罚一个人，只有一个参照标准：他对国家的贡献，不能因为任何个人的喜好、关系的亲近来破坏这一原则。
《商君书·壹言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君主把在政权中上升的渠道公之于众，那就是对国家的功劳；为私人效力并不能让一个人获得富贵，君主本人也不接受任何私人请托。只要你为国杀敌、耕种，即使原本是个出身底层的农民，也能获得相应的嘉奖、赏赐，按级别逐渐升迁；但如果你对国家毫无贡献，就算出身于王室勋贵，不好意思，权位也轮不到你。
同样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只要守法，就能得到保护；王公贵族如果犯了法，那也得依律遭受惩处（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就是典型案例）。商鞅变法之所以能让秦国脱胎换骨、以一敌六，正是以这种统一赏罚的手段，完全打破阶级藩篱，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从而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对于以往那种阶级森严的贵族政治而言，法家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让旧贵族无法依靠特权剥削百姓，也让无数出身底层的人们获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在具体执行手段上，法家则体现出时代局限性。具体而言，就在于胜民（制民）五法。方法一：以弱去强，以奸驭良。这里的弱和强，不是指身体状况。弱，指的是遵守秩序、服从国家法令、安分守己；强，就是那些跟制度、政府对抗的行为。一个国家守规矩的百姓多了，就能令行禁止、实现富国强兵；反之，则会一盘散沙，混乱不堪，越来越弱小。
同样的，奸和良也不是我们寻常理解的概念。《商君书·说民第五》中解释，所谓的良，指的是过于信奉道义、仁义的官员；而奸，则是那些不受私人感情影响，以法令为准则的酷吏。“用善，则民亲其亲；用奸，则民亲其制”，所谓的仁义更多的是主观感情，如果用在治理国家层面，很容易演化为以权谋私。相反的，任用那些铁面无私、信奉制度的官员，法令的威严才会被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