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该科没有人考中，但也不至于几年都没有考中的，这样的概率太低了。而即使没有考中，好歹还有一个举人、贡士的出身，同样可以在地方上做个不小的官，而这些人按照惯例，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出任父母官。所以说，“会馆”的出现虽然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政治利益的驱动。但这些商贾出资建立的“会馆”给众多学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商人就值得尊重。
然而，如果再深层探究一下，“会馆”的出现还有另外的意义。因地缘而团结与官商合作，是科举之后的常态科举的出现使得之前势力极为庞大的世家大族迅速衰颓，这是建立科举的初衷。在科举之前，人才选拔的制度叫做“察举制”，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其发展到极致的体现。这就使得人才真正的任免不在朝廷，而在世家大族手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袁绍出身的“汝南袁氏”因为“四世三公”，造成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现象，登高一呼，天下群雄响应。科举出现之后，人才选拔的权力收回到了中央，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寒族出身的士子在朝堂上有极大的比重，于是由君权与世家大族权力的对垒，变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党争。而这些人抱团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同一地域和同一出身。
“会馆”的出现就是如此，它非常鲜明地将未来走入仕途的学子们分出了不同的阵营，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日积月累下，进入朝堂的学子越多，其声量就越大，利益就越大。“会馆”中除了同一地域的结合，还有同一出身的抱团，比如同为“移民”，于是互相照应。这些其实就是朝堂上利益争端的外延而已，相比于朝堂之上的暗流涌动，“会馆”从幕后走到台前，并且有着“慈善”的外衣，成为了公然的利益集团。
不仅士子们有这样的特性，商人群体之间同样有这样的竞争关系，“徽商”、“晋商”等等称呼就是这种竞争的产物。“会馆”的出现还体现着后期封建社会里畸形的商业发展模式，即“官商合作”。因为农业社会的性质，所以“重农抑商”是根本国策，商人的地位在当时一向不高，使得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多限制，这就导致了很多商人在最终都会重新做回农民。
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在封建社会里公认的生活状态，所以商人在富足之后往往不会将更多的财富投资在商业中，反而是大量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富足的小“地主”。这些商人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纯粹，被称为“儒商”，就是因为这样的特性。而商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官府的影响，虽然官府不一定给予其明显的支持，但起码不会太过苛刻，这就使得这些商人的活动减少了很多的限制。
从这一目的上说，“会馆”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人对于即将步入仕途的士子们的一种投资，或者说提前回报，双方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所以，一个小小的“会馆”，背后牵连甚广，是社会上各方势力共同促成的结果，也体现了当时社会非常明显的特征。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