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晋书地理志》载，豫州有户116，796，冀州有户326，000，兗州有户83，300，徐州有户81，021，青州有户53，000，益州有户149，300，梁州有户76，300。户数所余比例，豫州10。2%，冀州35。9%，兗州11。4%，徐州16。9%，青州8。3%（注10），益州（注11）14。
7%。汉末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人口流失极其严重，曹操《蒿里行》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即使是近一个世纪后的西晋时代中原地区户数也仅为东汉时期户数的16。9%。其中冀州地区乃是曹魏统治的核心区域，不仅广开屯田，招纳流亡，而且曹操于封魏王时又将临近州县并入冀州以充实魏国实力，故能有较多户数但也不及东汉时之一半。
相对而言，汉末黄巾之乱蜀地波及较小，此后益州虽有战乱，其规模与损耗也不应与中原战乱相若。另据《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先是，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数万家。”可见中原流亡人口有部分迁入益州，如益州残破与中原相若则不应有人口迁入反应有人口迁出。蜀地并无太大战乱且有人口迁入，则其西晋时户数仅东汉时14。
7%，无疑与情理不符。 首先从口户比分析。蜀地号称天府之国，口户比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多，显然并不合理。故此赵氏以魏晋时期的口户比取其中间值6。6用于计算三国时期人口。无疑赵氏所考虑的是户籍之外被隐匿的人口。三国时期赋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由两汉实行的田租、盐、铁、酒税、缗钱、算赋、更赋、均输等多种税简并为田租、户调、力役三项。
按户征收绢绵，谓之户调。以后到南北朝按户征收愈来愈普及，而且比重增大（注12）。因此魏晋时代[政*府]往往重视户籍而轻视人口，《晋书》之中也仅录有户数而无口数。这也就意味着，不见于簿籍的不仅是人口，更重要的户籍也不准确。赵氏以口户比过低推测人口被隐匿，以调高口户比来推估被隐匿的人口数，却忽视了其实户数本身也是被隐匿的。
赵氏依据28万户与6。6口户比得出蜀国人口为185万，虽较《蜀记》108万为多，但也明显与事实不符。且赵氏推估的口户比为6。6也缺乏实据支撑，葛氏即认为，赵氏修改数据过于随意，且对史料并未深入分析，其所得结论很成问题。可见仅依靠口户比的分析是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的。 因此对于隐匿人口的研判也就成为推估三国实际人口数的重要一环了。
对于隐匿的籍外人口，王氏有极为详尽的分析（注13）。王氏指出不列于版籍的户口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豪强萌户。东汉时期豪强渐盛，汉末战乱更使有实力的世家大族有了更大的发展。《抱朴子吴失篇》对于世家豪族曾有“童仆成军”之语。今人李剑农先生论及：“冒萌之事已盛行于三国晚期。”“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
”第二屯田者不列入编户。据《晋书地理志总序》，晋初废除屯田制，全国户数增加67%，口数增加110。7%。第三兵户、吏户。《三国志》裴注蜀、吴投降所献图籍均将户、口、兵、吏并列，可见兵、吏、户三类分别单独入籍。第四少数民族。三国时吴、蜀均向南发展，将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纳入其统治范围，而北方少数民族也大规模南迁进入曹魏统治区域。
但被纳入中原政权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依然一定程度的保留原有部落组织，其中有相当数量并未列入编户。 对于少数民族人口赵氏有所推估，其据零散史料记载的匈奴、鲜卑等部人口及对其他区域的估计，认为三国时代整个中国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应在四百五十二万七千。无疑这个数字颇有问题。赵氏认为，从公元140年到282年少数民族人口从一百四十六万增长到四百五十二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千分之八。
即使在中原农耕文明具有较高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的地区也难以达到如此的增长率，那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技术条件下也是难以达到的。此外，赵氏在计算少数民族人口时将东北、新疆、『河蟹』、海南岛、台湾岛等当时尚不受中原政权控制的地区计入在内，缺乏足够的文字资料支撑，因此也难以被人信服。（注14）相对而言王氏对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分析则更显苍白。
正如葛氏所指出的，王氏所谓魏国少数民族人口应为编户五分之一的论据只是对侍御史西河郭钦奏折的断章取义。而其对蜀吴两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推估也是建立在错误的史料基础之上的。那么少数民族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显然以现有史料是难以推出确凿答案的。所以我倾向于不将少民族人口计入蜀国总人口。首先蜀国政权并没有实际控制少数民族人口，其本身具有完全独立于国家统治体系之外的部落统治体系，其本身对于蜀国的政治、经济不产生影响；其次被纳入到蜀国国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人口大部分是被编入军籍，因此计算军户人口实际上已经将受国家控制和直接对蜀国产生影响的少数民族人口计算在内，则重复计算不存在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