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言七政小轮，实为古今所未发。”并把他与汤若望（ＳCHALL VON BELL）、穆尼阁（N.SMOGOLENSKI）及王锡阐一起并列为当时四大天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鉴于梅文鼎在清代的地位及其对揭子著述的垂青，使得揭子的书后来一版再版。像揭暄这样能通中西而成一家之言的极为少见。时人对揭暄的赞誉不在于他对西学的吸取上，而在于他能超越西学有所发明创新。
梅文鼎、方以智也是从他超越西学的角度来称赞他。方中通将此书看作超越中西天学的著作。无论比之中国的天学还是西方的宇宙论，它都是一部创新之作。故方中通又将此书命名为《写天新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石云里教授研究揭暄几十年，他称赞揭暄是中国古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个异人。
他说：揭暄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军事家。他的这种世界性眼光和这种超前的意识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与世界胸怀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研究他、纪念他的现实意义所在。在数学和地理等领域，揭暄亦有很深的造诣。
日本《数学大辞典》还载有揭子的条目。此外，揭暄还著有《道书》《射书》《帝王纪年》《揭方问答》《天人问答》《周易得天解》《星图》《星书》《火法》《禹书》《舆地图》《水注》等，涉及军事、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岐黄等多个领域，真知灼见，甚为海内外学者所推崇，至今还有很多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揭暄的天文学、气象学乃至西学。
揭暄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揭暄有哲学专著《揭子性书》传世。揭暄的哲学思想还散见于他的其它著述之中。《揭子性书》是揭暄以传统心性之学为主题，综合儒佛道各家学说撰写而成的。该书由外及内，从宇宙到人心，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具有很好的系统性，是一部很新奇的著作，是揭子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揭子阐述了各种性的本质，并作了唯物化的解释，认为都是气的各种表现。指出：“真心即性，真性即心”。揭暄对古代的心性之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颇有异议，认为他们并没有渗透心性学之根本。在程朱理学中，“总天地万物之理”是太极，而万物中又各有太极；无极只是太极的极致，是无之中的至极之理。揭子认为这种理论太过简单，因此他在卷一中指出性始于虚初，之后依次为太虚、天天、天、天地……性根，然后才到性，之后为心，对宇宙到人心进行了细致的分疏。
揭暄还对儒佛道各家经典的性命说进行了点评，指出其中的种种不足。揭暄认为，性理之学已经失传很久，他所要做的就是不避天地忌讳，阐明心性之学。揭暄不但对先儒性理之学提出了批评，在天学上也对前人多有不满，因此撰有《昊书》。《性书》的主题是心性之学，《昊书》则是言天地万物之书，正如作者所说，两书实相表里，应一起参阅。
揭暄自认为他在这两部书中已把天地间的道理说尽。其友谢毓玄读其著述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在《揭子兵经》一书中，有很多篇章阐明了揭子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比如：揭暄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他认为风雨云雾是一种自然现象，其产生与社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为社会活动服务。揭暄明确提出了军事事物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他对军事上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强调我用计，敌亦用计，我变敌亦变，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高敌一筹，战而胜之。揭暄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主张以变制变，活用兵法。他认为阴阳、主客、强弱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于随机应变，因敌之巧拙，因己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揭暄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西学家。
揭暄的西学成就在清代是无人可以比肩的。他是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6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西学，揭暄既不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出于信仰全盘吸收，又不同宋应星、王夫之、杨光先等人自我封闭彻底排斥；既不同王英明、熊明遇不太加批判的吸收，也不同方以智的“浅尝辄止”，与游艺自然研究的庞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