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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性质并没有改变，步长制药的利润下滑，是在政策利空下难以避免的业务层面的增长乏力。而除了高利润拳头产品被严控，净利润下滑，产品过于集中的风险已经凸显外，天价的“学术推广费用”也一直是悬在步长制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者：程华秋子

来源：新财富杂志（ID：xcfplus）

从一路狂奔至155.41元/股到跌破55.88元/股的发行价，步长制药（603835）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而且，这家明星中药企业，还成为自2017年实行IPO新规以来首只破发的个股。

2016年11月18日，步长制药以55.88元/股的发行价顶着彼时“最贵新股”的光环登陆沪市主板，在7个交易日后打开涨停板，股价达到最高点155.41元/股，相对于发行价增长1.78倍。

然而，上市后的步长制药产品质量问题频发，陷入了业绩“增收不增利”的境地。近年来，步长制药的营收规模一直在增长，但净利润在上市后却一直在下滑。2015年步长制药的净利润达到顶峰，当年同比增长了167.2%至35.34亿元；但是到了2016年，却惨遭腰斩，降至17.7亿元；2017年净利润继续下滑，同比下降7.43%至16.39亿元（表1）。

与下滑的业绩相对应，步长制药的股价与市值也在登顶后迅速开启了下跌通道。5月16日，步长制药纳入MSCI指数后，上涨了8.77%，重回发行价，但很快又再度跌破发行价。纳入MSCI指数，对股价起到了一时提振的作用，但仍然改变不了步长制药长期低迷的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2-5月中药板块涨幅达到16.65%，但同期步长制药的涨幅仅为2.11%，其近一年的股价跌幅更是达到26.2%（表2）。

步长制药后续股价迅速下跌，并跌至破发，或与其大额限售股解禁有关。2017年11月20日，在步长制药上市满一年后的首个交易日，其上市时的2.58亿股限售股解禁流通，占步长制药总股本的37.85%，是解禁前流通股的近3.7倍；解禁的限售股涉及43名股东，其中绝大多数为抛售动力最强的创投机构，因此股价下跌难以避免。

家族财富遭腰斩，上市前套现近80亿元

目前，相较于高峰时的1060亿元，步长制药的市值已经蒸发超过700亿元（图1）。而步长制药实控人赵涛家族持股财富也从2017年的342.2亿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147.8亿元，在新财富500富人榜上的排名从1年前的35位跌落至170位。

图1：步长制药股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

从2003年新财富500富人榜推出至今，步长制药背后的赵步长家族上榜多达11次。步长制药的上市，不仅代表赵氏家族完成了“新老交替”，更让以赵涛为主的家族成员财富出现了裂变式膨胀，直至成为2017年医药业的首富。

但是随着步长制药2017年全年股价的深度下跌，赵涛家族持股财富也遭遇腰斩，从2017年的342.2亿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147.8亿元。

从1993年赵步长和赵涛父子两人下海创业，到2016年11月步长制药上市，步长制药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期间共有11次股权转让和1次增资。第一个阶段是在包括赵步长和儿子赵涛、赵超，女儿赵菁、赵骅在内的家族成员中，确立以赵涛为主的控股结构。第二个阶段是引入外部股东，家族套现。这个阶段，赵涛和他的两个姐妹赵菁、赵骅一共套现了将近6.8亿元。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后引入多元化股东，为上市做准备。

在步长有限的融资“历史”中，2010年11月和2011年1月的两次最为人熟知。步长制药在这个阶段引入了“海量”新股东，开始优化股权结构。

以2011年1月的第9次股权转让为例，赵氏家族大量转让老股，并且引入了大量的外部股东。其中，步长（香港）以5.65亿元转让了步长有限2.985%股权，朗格拉（香港）以11.9亿元转让了5.3887%股权，博拿它（香港）以5.2亿元转让了2.3575%股权，兴讯投资（香港）以12.2亿元转让了5.5264%股权，迪明（香港）以4.1亿元转让了1.8421%股权。接受这部分股权的是创顺企业等22家外部投资机构，其中包括19位新股东。

这两次股权转让一共引入了大大小小的新股东多达28家，并且名单中出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PE的身影。其中，境内股东（直接或间接投资）包括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持股98%的大中宏宇、广州立白集团陈氏兄弟所控制的天津宝凯和天津澳特莱、雅戈尔集团李如成控制的鄞州新华和间接持股15%的深圳中欧创投、建银国际间接持股26.56%的菏泽和邦、A股上市公司华夏幸福等。境外的股东则包括摩根士丹利的亚洲PE基金、创建AIG的史带保险集团、亚洲最大的PE基金之一殷库资本、意大利家族集团CIR的投资部，中美合作的德同资本、中国以色列合作的协同基金、日本领航蓝海VC基金等知名国际投资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股东受让的股权均为步长制药老股，直到上市前，步长制药从未向外部投资者增发新股。早在1995年就实现销售收入5300万元的步长集团，自身有着成熟的业务，稳定充沛的收入和利润，这也让它有足够的底气不增发新股。虽然步长制药为了上市大量引入了外部机构，但其中赵氏家族的持股并未被过多稀释，外部机构的持股比例也相对较低。

步长制药上市后，赵步长家族依然掌控着52.6447%的股权，约合3.59亿股的股份。其中赵涛通过大得控股间接持有49.7899%，其妻子赵晓红通过西藏丹红持股1.7712%，岳母王秀珍通过陕西德鑫间接持股0.0027%。此外，赵骅、赵菁也有少量持股。赵骅通过西藏广发和西藏瑞兴持股0.2559%，赵菁通过西藏华联商务持股0.0825%。在融资过程中，随着步长制药估值的水涨船高，赵步长家族通过出让老股陆续套现了将近80亿元。

或许是为了提振股价，在净利润下滑的情况下，2017年步长制药还是大手笔地派发红利。2016年11月，步长制药登陆A股，上市后便派发现金红利11亿元；2017年，步长制药继续豪气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14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逾11亿元，占净利润比例超过60%（表3）。

高利润王牌产品遇增长瓶颈

复盘步长制药的发展史，依赖辅助用药的政策红利，中药注射剂——丹红注射液一度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医保控费、中药注射剂被严格监控，其产品过于集中的负面影响也逐渐被放大。业绩下滑、大额限售股解禁只是导致步长制药股价下跌的表面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步长制药在心脑血管领域拥有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谷红注射液四个独家专利品种，其中前3个品种2017年在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份额的排名均在前20位。由于步长制药在心脑血管领域市场地位突出，心脑血管用药对其收入的贡献超过了7成。

产品高度集中的问题，在步长制药上市后更加严重。

招股书显示，步长制药心脑血管三大产品——脑心通、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在2016年1-6月的收入占总营收的72.73%，其中拳头产品丹红注射液的收入占比最多，达到36.62%。2013-2015年，丹红注射液的收入占比分别为39.13%、37.09%、35.73%。丹红注射液是一种能够活血化瘀、通脉舒络的中药注射剂，用于瘀血闭阻所致的胸痹及中风等病症。市场上丹红注射液主要由步长制药的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生产，且被纳入国家医保（2017版）乙类，20个省市地方也将其列入乙类医保目录，在市场上应用极广。

但是这个为步长制药贡献营收超过3成的王牌产品，如今却面临着随时被停用的风险。在近年医保控费严格限制辅助用药、限制门诊输液的大背景下，多地开始对辅助用药进行监管控制。由于中药注射剂在临床使用会引发不良反应，安全有效受得到质疑，因而成为受监控影响的重灾区。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6年）》显示，2016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共收到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10.2万例，中药占5.5%；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涉及怀疑药品150.7万例次，中药占16.6%；从报告涉及剂型与给药途径看，中药注射剂占比较高，静脉注射给药占53.2%。

除了丹红注射液被严格监控，步长制药的另一个独家专利产品——谷红注射液也被监控。在药智网“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数据库”中，谷红注射液也在北京、内蒙古、安徽等地医院被限用、监控甚至停用。

2017年年报显示，步长制药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来自心脑血管、妇科、泌尿三类，但心脑血管产品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在2017年达到112.21亿元，占总营收的80.94%。而其他两类药品品种的收入份额加起来不足10%。

仅从增速上看，步长制药的三类药品营收都处于增长状态；心脑血管品类营收2017年同比增长了11.76%，妇科用药营收同比增长4.77%，而泌尿品类则在2016年同比下降8.16%的背景下，2017年同比增长了26.46%。

但为何营收规模在扩大，而净利润不增反降？是受政策利空影响导致步长制药的盈利能力下滑，还是因基数太大处于增长瓶颈？

自身横向比较，按产品来划分的话，在占步长制药营收高达80%的心脑血管品类药品中，丹红注射液是其中的“利润之王”，Wind显示其2012—2015年的毛利率分别为94.38%、95.04%、95.12%、94.53%；而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的毛利率均不超过85%。而这3个品种合计贡献的毛利在2013-2017年均超过了80%（表4）。

可见，步长制药的主营业务心脑血管产品尤其是丹红注射液的盈利能力非常可观。而丹红注射液受到严格监控，让步长制药遭到不小的冲击。从时间节点上可以看出，步长制药的净利润下滑，股价下跌直至破发，正是丹红注射液频繁出现在多地重点监控“神药”名单的2017年下半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2017年年报中，步长制药已不再披露丹红注射液的具体收入占比和毛利率。而2017年年报的心脑血管产品中，除了脑心通胶囊（48粒/盒）的产量、销量是正增长，其他产品的产销量同比皆为负，其中丹红注射液（10ml/支）、丹红注射液（20ml/支）的生产量同比分别下降11.35%、11.33%。

纵向上，将丹红注射液跟A股市场上其他拥有中药注射剂公司的主营产品毛利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毛利率都较高，尤其是披露了单项产品收入的红日药业，血必净注射液的毛利率高达91.27%；步长制药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处于中上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了丽珠集团和红日药业单独披露了单项注射剂的收入和毛利，其他公司基本上都归在不同的产品分类中不再单独披露，而单独披露了单项中药注射剂的丽珠集团和红日药业，该项收入都是负增长（表5）。

需要指出的是，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药企的争相开发和推销，而2012年“限抗令”出台后，诸多不受限制的清热解毒类药注射剂开始取代化药抗生素的原有市场。在此背景下，中药注射剂一度迎来高速增长。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大部分中药注射剂品种的增速远高于中成药行业增速（约20%的水平），复合增速高于30%的品种比比皆是，高于50%的有7种，尤其是热毒宁、血必净、丹红的增长率高达85%以上。

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高销量，让步长制药等中药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市场上中药注射剂质量参差不齐、不良反应频发却成为阻碍它们发展的最大障碍。中药注射剂的原料是各种草药，来源复杂，而中药注射液又不要求纯化到单一成分，因此容易产生热原。而且，由于中药注射剂的制备工艺普遍不高，导致注射剂常出现杂质残留、微粒过多过大的问题，从而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隐患。

而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除了先天缺陷，一定程度上与其不规范使用和滥用有关。中药注射剂低成本高利润的特征迎合了国内医药流通渠道的某些非理性需求，其大剂量的滥用造成了医保资金的浪费。米内网数据显示，仅2017上半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中成药终端（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成都、西安、哈尔滨、沈阳、郑州）中药注射剂TOP10产品销售额合计接近30亿元，其中就包括血必净、喜炎平、丹红注射液、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参芪扶正注射液。

得益于政策，也受制于政策。在医保控费、中药注射剂被严控的背景下，近两年注射剂市场增长速度明显乏力。2014年我国中药注射剂市场规模接近870亿元，增长率接近23%；2016年我国中药注射剂行业市场规模为890.8亿元，增长率已经不足1%（图2）。

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性质并没有改变，步长制药的利润下滑，是在政策利空下难以避免的业务层面的增长乏力。中药注射剂不断“中枪”，除了步长制药，其他拥有中药注射液品类的A股公司也无法独善其身。东吴证券认为，未来中药注射剂市场将进一步收缩，产品质量将成为决胜关键，优质产品将恢复至低速的健康增长状态，而质量、销售均不存在优势的产品将逐渐弱化，质量不过关产品将逐渐被淘汰。

一半营收用来“学术推广”

除了高利润拳头产品被严控、净利润下滑、产品过于集中的风险已经凸显外，天价的“学术推广费用”也一直是悬在步长制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分析步长制药的高额销售费用的问题前，需要先解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临床使用量大但疗效不明确、问题频出充满争议的辅助用药会在市场上畅通无阻，成为临床用药的主角？

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因为辅助用药的销售涉及到企业、医院，甚至医生的多方利益。

2013年，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德制药”）的“回扣风波案”中，泰德制药的医药代表根据保定市某医院心血管科室当月开具的“前列地尔”注射液数量，按照每支27元支付药品回扣费。而这只是科室医生的一环，药品要进入医院，并被医院采购，企业还要“攻克”多重门槛。

在曾经“以药养医”的大背景下，辅助用药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决定了步长制药的经营模式是所谓的“学术推广”模式，这自然造成其营销费用高企。

什么是学术推广？处方药要由医生出具处方才能销售到患者手中，而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及交流会则有利于医生准确了解药品适应性和作用机理等，使医生在临床上使用起来更有针对性。因此，谁能得到手握处方权的医生群体认可，谁就能在处方药市场站稳脚跟。这也是学术营销模式备受药企青睐的重要原因。不过，国内药企的学术推广似乎有些“变质”。企业邀请的一般是医生、经销商等客户单位，金额超高的推广费最终都将以礼品、旅游服务、代金卡甚至是现金的形式回馈给客户方。

步长制药年报显示，2013-2017年其在“市场及学术推广”上的费用持续增加，2017年已经高达70.17亿元，占到同期营业收入的50.61%（表6）。也就是说，近5年来，步长制药在“市场及学术推广”上的费用累计达到285.2亿元，平均到每个月为4.76亿元，每天则有1586万元。

“市场及学术推广费用”是步长制药“营销费用”里的主要支出，几乎每年都占到了总营收的50%，其他支出还包括广告宣传费、运输费等。相较之下，步长制药在研发上的投入十分微薄，“学术推广费用”是研发的12.6倍。虽然步长的研发投入近年一直在小幅增长，但其研发投入在营收上的占比仍然不到4%（表7）。且不说低于创新药龙头恒瑞医药2017年17.59亿元的研发费用、12.71%的研发投入占比，与同类的中药企业天士力6.16亿元的研发投入相比，也稍显逊色。

不过，中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比普遍较低，更强调品牌溢价和营销推广能力，除了康缘药业研发投入占比高达7.88%，其他均不高于6%。步长制药的研发投入占比在行业内不算高，只能算不低于平均水平（表8）。

其实，以中药注射剂为代表的辅助用药，通过“学术推广”等传统营销模式一直以来非常奏效，用“天价”营销费用拉动增长也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在A股专注心脑血管中成药的企业中，除了天士力和中恒集团的营销费用率较低、并呈现下滑趋势外，其他企业的营销费用率均高于40%，而步长制药的营销费用率是其中最高的，2017年接近60%（表9）。在当前医改控费、反腐、合规，药改鼓励创新，淘汰“神药”等大趋势下，步长制药如果不调整产品战略、调和经营方式，未来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或将继续减弱。

连续收购亏损资产，多元化布局调整产业结构

改变产品结构和经营方式，成为步长制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产品方面，目前中药注射剂市场主要被中恒集团（600252）生产的注射用血栓通（冻干）、步长制药生产的丹红注射液、康恩贝（600572）并购的贵州拜特所生产的丹参川穹嗪注射液、上海药研所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等产品所占据。但是随着中药注射剂有效性、安全性再评价的推进，这种格局或将被打破，目前已经陆续有新规格和新品种的中药注射剂获批上市，如2017年6月利民制药厂的软袋装大容量中药注射剂——参芪扶正注射液；2018年1月，昆药集团拟用于急性缺血性脑梗患者的中药注射剂“注射用KPCXM18”也获批。

早已预料到产品集中风险的步长制药也布局了多个注射剂新品。2017年底，步长制药发布公告称，在注射剂板块提前布局了包括谷红注射液、灯盏花素氯化钠注射液、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复方曲肽注射液在内的多个注剂品种，但目前几个新品的收入尚微，后3个新品在2017年分别贡献了0.14亿元、2.76亿元、1.89亿元。

2017年12月21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拟以不超过1.18亿元收购福建新武夷制药70%的股份。福建新武夷制药是一家主营心脑血管药物、呼吸系统药物的中药企业。其2016年度净利润为205.47万元，而未审计的2017年1-10月数据显示其净利润-70458.28 元。在遇到增长瓶颈的情况下，作为心血管中成药龙头的步长制药仍然将盈利能力不佳的建新武夷制药收入囊中，主要是因为看准了后者的两个明星产品：满山白和软脉灵，希望借此扩大在中国心脑血管药物市场的竞争力。

此外，5月17日，步长制药公告称以1.61亿元收购九州龙跃制药51%的股权。九州龙跃制药从事大容量注射剂（聚丙烯共混输液软袋）的生产。很显然，步长制药想要延伸步长在大输液领域的布局。

但因为九州龙跃本身没有太大亮点，且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市场似乎对此次收购并不看好。根据公告披露数据，九州龙跃2015年、2016年末和2017年10月底的净资产分别为-1374.15万元、-2856.09万元、-4609.91万元，2015年、2016年、2017年前10个月分别亏损1526.06万元、1481.94万元、1753.81万元，且同期营业收入只有159万元、703.6万元和657.66万元。截至2017年10月底，九洲龙跃的负债为2.19亿元，其中流动负债高达1.85亿元，而2016年期末的流动负债仅为9544.03万元。但对于流动负债的构成，九洲龙跃评估报告中未作出详细说明。

对于这样一家长期资不抵债、连续亏损3年的制药企业，步长制药最后认可的评估价值却高达3.15亿元，溢价高达783.31%，这不免让投资者感到不解。

无独有偶，在2017年5月一个月内，步长制药就连续收购了3家亏损企业。其中，快方科技为O2O送药平台，北京普恩主营为医疗器械研发，新博医疗主营也是研发生产医疗器械。虽然可以把步长制药的行为解读为对上下游医药产业链的整合，但如此高溢价收购还是颇让人费解。这3家公司2016 年末净资产分别为 5851 万元、-5459 万元、1169 万元，2016 年度净亏损分别为 4707 万元、2142 万元、 1441 万元，评估增值率分别达 804.42%、259.38%、2116.41%（表10）。

不过，步长制药并未在2017年年报和收购公告中提及上述3家亏损公司的商誉。目前其商誉主要由上市前收购的吉林步长制药和通化谷红制药两家公司贡献，其在年报中指出，公司完成收购后确认的商誉近50亿元，占到期末总资产的26%，并提示了大额商誉减值风险。2015年，通过收购上述两家公司，步长制药确认的投资收益合计达到17.08亿元，贡献了当年利润的47.5%，净利润同比增长167.2%。目前，吉林步长制药和通化谷红制药都处于盈利状态，其中通谷红制药2017年净利润达到1.2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步长制药的投资还涉及金融，包括基金和商业银行。2017年9月5日，步长制药还1.9亿元参与认购投资武汉瑞伏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投资基金”），本次投资基金募集总额为3.94亿元，其中，步长制药认购1.9亿元的合伙份额。6月1日步长制药又拟以不超过4.56亿元的自有资金认购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朝阳银行”）8.52%的股权，为朝阳银行第一大股东。

仅从收购标的的业务层面看，步长制药已经意识到自身产品结构问题，寄希望于收购来丰富产品品质，快速拓展产业链和进入不熟悉的领域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市占率，降低产品集中风险。按照步长制药董事长赵超的设想，步长制药未来要成为一家集中药、化学药以及生物药为主的创新型药企。而在收购完成后，步长制药的经营方针和销售策略都将发生变化。

收购诊断试剂和医药电商企业，都是步长制药在为未来加大非处方药占比、调整产品结构做铺垫。虽然进行多元化布局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十分明晰，但是财务层面步长制药为何多次高溢价收购亏损企业，仍然存在疑问。

文章来源： 克念｜近代史论语（ID: history-lunyu）

一、 民国之前中国的金融状况

基础货币

清政府对于金融业缺乏制度性的管控措施，但对于金融本身，还是有着明确的制度。这主要体现在币制方面。当时中国实行“平行本位制”，即银铜复本位制。但问题在于，政府只对铜钱的铸造进行监管，严禁民间私铸，但对于白银的铸造及流通，却采取放任的态度。

在清朝初期，已经确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政策原则，并规定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的流通原则。但在具体实行中，银两的重量、成色和计量单位非常复杂和混乱。甚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部门间自行其道，有“库平”（37.301克）、“漕平”（36.65克）、“司马平”（37.797克）等不同的衡度标准。

为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民间商人逐渐摸索出一套兑换方法，并设立“规元银”这种虚拟记账单位。举例说明，当时一锭元宝为五十两纯色白银，折合成纹银差不多是五十二两七钱，再以“规元”计数，那么进账五十两元宝，在账簿上必须记录为“收到规元五十三两七钱七分五厘五毫”。有了如此统一的记账标准，各行各业的白银交易和兑换就有了清晰的规范。

银元的普及

一般近代史学者把道光二十年（1840）的中英战争爆发作为中国被迫进入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时代的开端。但略去政治含义，仅从金融意义上来评估，中国在货币交易上接纳外资注入，早在嘉庆年间（1795—1820）就开始了，其标志便是银元的普及。

在此之前的乾隆后期，苏州、松江等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专用外国银元，其流行最为普及的，是被市民称为“佛头”的西班牙银元。

一般而言，外国银元产地无论是西班牙、墨西哥还是美国，其一枚都折合纯银七钱二分，而且除墨西哥“鹰洋”之外，成色都非常统一，便于交易和计算。由此，在口岸地区银元事实上已经取代传统银两，成为大宗交易的主要货币。

1843年上海开埠，来这里的外国商人惊喜地发现，上海、苏州、宁波、杭州等地的商人早就通用银元了。

外资银行的进入

1847年，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在上海开业，这是英资银行，也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境内的开始。随后，被香港称为“渣打银行”的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和汇丰银行分别于1858、1865年在上海开业。

汇丰银行于1874年开始了针对清政府的政治借款，从此深入地纠缠进中国的政经漩涡，自身也发展成亚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由于身处租界，因此这些外资银行发行纸币（银元兑换券），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管。

中央政府加强金融管控

十九世纪末期，全球金融态势发生重大转变，明显的标志就是金本位制的确立，和中央银行的设立。清政府也起而应对，朝这两个方面缓慢转型。

金本位制

当时中国富商有囤积银两（银元）的习惯，使得白银沉淀，不再进入流通领域。如此造成银价高昂，原本一两白银折合一千文铜钱，在光绪年间已经上涨到一千六百文铜钱。

而且随着世界各国纷纷转为金本位制，全球金价逐年高扬。1873年，中国市场金银比价为1:15.93，到1909年，上涨至1:40.29，三十六年间涨幅为2.53倍之多。如此，清廷不得不考虑，是否要改为金本位制。但是此时朝廷重臣各执一词，意见很不统一，因此这一项币制改革成为悬案。

中央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尚未具有中央银行的功能。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后改名为大清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现代化银行，主要业务在于发行纸币，以及经理国库事务和政府公款的出入。

1911年3月，该银行开始缩小普通银行的业务，以战略性、政策性的“维持币制，活动金融”为己任，准备正式转型为中央银行，但10月辛亥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

金融风暴

1910年7月，全国性金融危机“橡皮股票风潮”爆发。

橡皮股票就是以种植橡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1909年发生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导致市场上橡胶业股票迅速看涨，票面额六十两白银的股票被翻炒至一千五百两之高。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对橡胶消费限制令的出台，国际橡胶价格又大幅度回落，橡皮股票的交易价也开始暴跌。这使得外资银行开始对市场失去信心，拒绝收取钱庄开出的庄票，并停止拆借而收回欠款。

这一系列举措，加上辛亥革命在华中的外贸重地武汉爆发，使得上海53%的钱庄倒闭，损失总额超过二千万两白银。

币制混乱，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外资银行独大，金融环境恶劣。就在这种严重的态势下，中国进入了1912年，进入了中华民国。

二、 北洋政府的金融局面

财政上的困窘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3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3年10月被第一届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位子的压力非常之大，新生的中华民国首先要面对的是财政上困窘。

当时清廷的中央财政收入为一亿九千万元，其中92%来自全国各省的财政上缴。但到了1912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元不到，且军费膨胀，入不敷出。

由于财力的困乏，中央政府只能靠向外国银行借款度日，而且许多优秀的财政金融措施也难以推行。

币制统一

清末白银已经成为主要货币。但当时政府并不铸币，市面流通为民间熔铸的银两和外来银元。一方面，这种“两元并行”极大程度地妨碍了各地各界的金融交流；另一方面，外国货币的通行也损害了中国的金融主权。

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在货币发行方面的缺席，使得中央已没有任何货币本位可言，无论朝哪个方向改革，都没有事实基础。

有鉴于此，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2月颁行《国币条例》，决定发行重量七钱二分的一元银币，正面为袁世凯头像。这枚被后世俗称为“袁大头”的国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确定法定货币，也标志着银本位制的确立。

金本位制无法推行

《国币条例》的实施细则中说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目标是实行当时已经为国际惯例的金本位制。1915年8月，财政部颁行该条例的修正案，决定发行面额为十元、二十元的金币，以为过渡到金本位制作准备。

但随着袁世凯的去世，此事没有了下文。1918年8月，段祺瑞政府决定整理币制，发行“金券”，以正式实行金本位制。但由于当时国内军政分裂造成的财政混乱，这一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推行。整个北洋政府时期遂以实行银本位制而告终。

银元行市的统一

清末中国银元行市，以墨西哥“鹰洋”为主。1915年1月，被称为“袁大头”的国币正式面世，逐渐取代了外国银元的地位。本来外国银元占完全的主导地位，据财政部统计，1917年10月，上海市面上流通银币近一千五百万元，其中国币只有一百余万元。

1919年6月，上海金融界借着“五四”运动的反帝风潮，决定取消外国银元的行市，而代之以国币为主币。到1927年底的数据，国币“袁大头”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三分之一。

三、 民间金融业的勃兴

中国北方金融业的发展

自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华北的农业就开始欣欣向荣，无论品种还是产量都逐步和南方接近。检验一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程度，需要考察其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整个农业生产面积中的比重。

据调查，民国的整个华北农村，差不多有7—10%的农田种植棉花，26—47%的农田种植花生，20—40%的农田种植烟叶。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标志着农业产品商品化的转型，也为华北地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物质保证和资金保证。

中华民国的建立和1914年7月欧战的爆发，导致国内的民主化历程加快和列强无暇在亚洲加大经济压迫，这两个原因从内从外刺激了中国民间金融业的现代化改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纷纷诞生。

最著名的有所谓的“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也有所谓的“北四行”，也就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大银行。“北四行”的主要根据地是天津。

“北四行”的力量

这些北方金融家和北洋政府（及其官办银行）都有着密切联系。盐业银行创办人张镇芳是大总统袁世凯的姻亲；金城银行创办人周作民是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财政幕僚；大陆银行创办人谈荔孙是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也是总统冯国璋的金融顾问；中南银行创办人胡笔江是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

因此整个北洋时期（1912—1927），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具备，“北四行”发展迅速，并在发展之中逐渐联合。1922年，这四家银行组建“四行联营事务所”，随后又组建“联合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成为现代意义上最重要的民营战略银团。

到1927年，“北四行”实收资本达到二千七百万元，与之比较的是，包括“南三行”在内的其余二十七家民营银行实收资本总额为三千二百四十万元。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成立

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戴季陶、张静江等人附议，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成立“上海交易所”，从事证券和物品（花纱、金银、布匹、皮毛等）交易，北洋政府只批准进行证券交易。后因张勋复辟和孙中山南下护法，此事遂延搁下来。

经虞洽卿等人的数次努力，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终于在1920年7月正式开幕。当时每股三十元，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均有参股，或者代表国民党入股。主要经营者有张静江、陈果夫等人。按照当时约定，盈利所得当贡献给党组织作为革命经费。

蒋介石的投机商生涯

从设立到创建，孙中山对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但随着1920年11月再度南下护法，他将经营任务转交给了张静江等人。这段时间蒋介石对于自己的职业前景也游移不定，既想出国考察，也想自我创业，甚至想成为一名“作棉花、棉纱买卖”的经纪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设立，正好满足了这一愿望。

交易所自身也发行股票，称为“自有股”，原始股价三十元，蒋介石主要是和张静江、陈果夫在一起从事这张股票的投机炒作。

交易所以一百二十五万元的实收资本额，半年内就赢利五十万元，导致自有股的大幅度上涨，最高幅度甚至达到每股一百五六十元，蒋介石从中获利颇多。因此，他这一两年常徘徊于军事前线、上海交易所和奉化老家之间，对于今后的生涯规划一直举棋不定。

“信交风潮”

由于证券物品交易所丰厚的赢利，使得许多投机商纷纷效仿，到1921年9月，上海的各类交易所竟然达到一百三十家，而许多为交易所提供资金支持的信托公司也应运而起。这些信托公司一方面从钱庄吸纳资金，另一方面用这些资金在交易所从事投机炒作。当钱庄发现交易所股票估价虚高，已经超过原价六七倍的时候，产生信心危机，及时采取收缩方针，不再对信托公司放款，导致股票投机者资金运转失灵，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倒闭。

这就是继橡皮股票风潮后又一次大型金融危机——信交风潮。

对于蒋介石的影响

这次风潮的直接后果就是原有的一百三十家交易所基本上全部倒闭，到风暴过后只剩下六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虽然能够幸存，但张静江、陈果夫、蒋介石的股票投机活动全面崩盘，血本无归，蒋介石在上海开立的投资公司甚至付不出蒋经国十五元的服装费。

这次风潮对于蒋介石打击很大，使得他明白自己在金融方面并非长才，今后不应该以此为业。此后蒋介石虽然还不时处理交易公司的收尾工作，但自1922年10月之后，他已经决心专门从事军政工作，对于金融行业，下决心不再涉足。

四、 国民政府“中中交农”四行体系的形成

中央银行的设立

近代以来，清政府就有设立中央银行的打算，但到1928年11月，这一构想才由国民政府付诸实行。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分行遍布全国。第一任总裁为宋子文，第二任总裁为孔祥熙，其后是俞鸿钧、贝祖诒、张公权、刘攻芸等人，他们都是民国时代最著名的金融家。

央行的职能，主要是统一国家币制，统一国家金库，调剂国内金融。在法币政策未施行之前，央行既铸造国币银元，也发行银元兑换券；央行还对外汇、金银买卖进行审核和管理。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国有化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原本都是清政府设立的国有（官办）银行，设立以后，延及北洋时期，还承担了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但随着股权结构中民间商股的增加，这两家银行在北洋政府时期逐渐摆脱了国家的控制。

国民政府成立后，训令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为全国实业发展银行，分工协作，效力国家。国民政府也逐年加大对这两家银行的官股注入。

1935年，名为“白银风潮”的金融危机爆发，为了更能形成集团抵御危机，并进一步统一币制，国民政府加大注资力度，使得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基本完成国有化过程。

农民银行的设立

中国一向以农业立国，因此，如何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一直是有良知的金融家、政治家考虑的问题。国民政府成立后，农业合作运动开始大行其道，其背景是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如陈果夫等一向是该运动的主张者，如今政权在手，便逐渐用金融作杠杆，以资金带动生产，以生产固化信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金融家也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在思考这一问题，并追随国民政府，在广大农村进行小额农业贷款和农村合作事宜，为这项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金融经验。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华中地区成立农村金融救济处，渐而发展成“四省农民银行”，并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6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小额信贷和农业债券发行，以国家的力量推行农村合作事业。

五、 币制改革

“废两改元”正式实施

国民政府成立时期，全国通行货币为银元，其中三分之一为北洋政府发行的国币“袁大头”。但民间记账依然是沿用清朝中叶的旧规，即以虚拟银两“规元”为计数单位。支持“两元并行”的为全国大部分钱庄，因为在两元兑换中，这些钱庄有利可图。但币制改革不容等待。

1933年4月，财政部明令“废两改元”，确定银元为唯一本位币，全国任何商业、金融交易只能用银元记账，并规定了一枚银元折合七钱一分五厘规元的换算率。至此，银两在全国范围内被正式废除，经历千余年的银两制度从此退出货币制度，再也不复存在了。

“白银风潮”爆发

当时美国政府为缓解二十年代末大萧条带来的通货紧缩，于1934年6月实行《购银法案》，开始白银国有政策，并向全世界进行收购。受此政策影响，全世界白银价格于一年内猛涨两倍半，中国的白银也因此大量外流。

由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白银的巨额外流造成了支付不足以致银根紧缩，物价大幅度下跌，导致出口量下降，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受灾最严重为天津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当时交易额只有早先的十分之一。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下跌，原本以房产抵押为主业的银行、钱庄饱受冲击，一年之间，上海有二成的民营银行和钱庄破产。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大型的全国性金融危机“白银风潮”。

孔祥熙力行法币政策

1933年11月，已经是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被特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他临危受命，用币制改革来应对危局，即实行汇兑本位制，发行不兑现纸币（即法币）来回笼市场上正在外流的银币，将其出售给美国。

由于法币对于银元有币值上的虚估，因此一旦发行便造成事实上的货币贬值，以期产生通货膨胀，以此来刺激物价回升，达到经济回暖的目的。对于1935年11月正式施行的法币政策，有历史学家评论道：

“法币政策使中国摆脱了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符合世界币制发展的潮流，而且客观上又为抗日战争做好了币制上的准备。”

法币政策还使国民政府回收了大量白银得以出售给美国，换回的外汇成为支持抗战进行的有力财政保证。据美国财政部的档案显示，从发行法币的1935年到珍珠港事变爆发乃美国全面援华前夕的1941年，中国政府共向美国政府出售了五亿五千万盎司的白银，换回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外汇，用于战时粮饷械弹的采购和支付。

六、 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危局

逆势而上的财政积累

1938年元旦，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院长，仍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虽然两年后将院长职位主动让给蒋介石，但仍全权负责行政院事务。到其远离政坛的1945年为止，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政坛蒋介石和他最为重要。前者以军事带动政治，负责全盘政略，后者以财政带动行政，负责经济战略。

孔祥熙的成就可以用一个数字对比来说明。根据中央银行的档案记录，在抗战爆发前夜的1937年6月，中国政府拥有的金银外汇储备总额为三亿八千万美元，其中黄金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到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他辞去所有职务的时候，国库拥有美元九亿，黄金六百余万两，合计金银外汇储备十二亿美元。

弱国的生财之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军进入中国。因战争需要，美军在四川、云南等地修建了许多机场。由于在中国采购生活物资和支付修建机场的劳工报酬都需要用法币支付，美军就直接在黑市上用美元兑换。

按照官方牌价，一美元能够兑换二十元法币，后来上涨到四十元；按照黑市牌价，一美元能够兑换一百元法币，后来上涨到二百元。

美军去黑市兑换当然是中国财政的损失，孔祥熙及时阻止了这种行为，声称这些生活物资的采购和劳工报酬的发放先由中国政府用法币支付，最后向美国政府用美元结账。

1944年7月，孔祥熙乘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之机，要求美国偿还六亿美元的欠款，这和美国印象中的一亿多美元的数额，差距甚远。最后经两方商议，同意欠款总额确实为六亿美元，部分支付现款，部分以战争剩余物资抵债。

这些所谓的“剩余物资”其实不过是即将过期的罐头、香烟，还有服装和汽车，但孔祥熙毕竟为中国讨要到了二亿二千万美元的现款，这对于当时已被八年抗战基本拖垮的中国财政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七、 战后的金融崩溃

苏州籍金融家贝祖诒

1923年宋子文在广州为孙中山筹办中央银行并于翌年担任行长，曾为平准筹款事宜赴香港金融界商谈，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苏州籍金融家贝祖诒给予贷款五十万元，自此以后，他和宋子文成为莫逆之交。

贝祖诒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和中国外汇管理的顶级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宋子文长期掌管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工作，身为中央银行理事的贝祖诒也成为国家金融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

国民政府废除银本位制，改革货币管理制度，发行全新的纸币——法币以维持市场信用，进而面对东亚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局面和军事挑战，这一过程，贝祖诒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

宋子文的金融政策

1946年3月，随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贝祖诒作为宋氏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信任的操作者而履新中央银行总裁。1946年的中国暗流汹涌，抗战造成的大量失血远未复原，国内某些势力又剑拔弩张，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可以想见。

为此，由贝祖诒参与拟订而全力执行的稳定币值政策出台了：一方面开放外汇市场，另一方面实行黄金配售，意图释放央行库存的美元和黄金，来换回民众对于国家纸币的信心。

内战爆发后的金融局面

随着1946年春末，战火从东北向关内蔓延，全国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全年的军费预算被国防部（****）于五个月内就花费殆尽。

按照常识，当百姓对纸币不再抱有信心的时候，就会对外汇尤其是黄金抱有特殊需求以获取经济安全感；而国家因战争需要，只能利用外汇向外国采购军火，用黄金支付军饷粮秣等国内开支。

如此，中央银行的第一要务并非是向国内抛售黄金以稳定币值，而是终止外汇、黄金的市场交易，对经济进行“总动员”式的统制管理，一直到战争结束。

但直到1947年2月局面不可收拾的时候，随着宋子文、贝祖诒的黯然下野，这项政策才宣告终止。

金融崩溃的“罪魁祸首”

根据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的回忆，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段时间，因为抛售政策，国库外汇损失三亿五千万美元，黄金损失达三百五十万两，占一年前库存的四成之多。蒋介石曾为此公开批评宋子文道：

特别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於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

挽救之道：金圆券

为对应金融崩溃的局面，1948年8月，蒋介石决定实行金圆券政策，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南京政府还规定取消金银外汇的自由交易，由政府统制收购。

两个月间，国民党政府通过这一政策于民间回收了金银外汇折合美元近二亿元，其中黄金一百六十六万两。这对于推行当时的内战注入了金融支持，但也饮鸩止渴，为其后的金融总崩溃铺平了道路。

逻辑混乱的金融对策

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训令，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金银外汇的截止日期为9月30日。但到了当天，政府又宣布延长收兑期限一个月。这无疑宣告当局的纸币发行准备金不足，由此市场信心崩溃，普通百姓纷纷抢购物资，富商豪门尽力囤积居奇，经济和金融的力量冲破了南京政府的金融管制和限价政策，财政部长王云五引咎辞职。

国民党政府又于11月底重新开放金银外汇的自由交易，引起了市民抢购，一周之内，仅上海一地就流出黄金二十万两。整个开放金银存兑时期共一个多月，由中央银行流向民间的黄金高达五十万两之多。

金圆券的破产

由于限价政策的失败，金圆券剧烈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发行量不断冲向新高。有鉴于此，当时水电费均以美元来计算单价，而民间交易改用银元。

1949年1月，由于金融、军事、政治的多重失败，蒋介石黯然下野。2月，代总统李宗仁颁行《财政金融改革案》，宣布完全开放外汇金银的自由交易，承认民间银元交易的合法，并明令一切军费开支均统一用银元结算。

这事实上宣告了金圆券的彻底破产，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已经岌岌可危，距撤离大陆已经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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