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船需要足够的水深，水量不足，自然无法通航。资源和出产都不丰富，养活不了多少人口。为何渐渐丧失了通航价值1.首先是黄河的来水量。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黄河中下游是完全通航的。汉唐时期，黄河年漕运量高达400—600万石，是历史上的通航高峰。
武汉长江大桥是谁设计的？
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是中国几代人、几个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前期参与设计的人非常的多。最早提出在长江南北俩岸建设长江大桥的是清朝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的。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当时我国著名的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设计武昌火车站的时候，预留了长江大桥的交通轨道枢纽。当时在詹天佑的带领下和德国籍教授乔治·米勒以及夏昌炽、李文骥等13名土木工程学生进行了第一次意义上的规划设计。
到了民国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邀请了美国著名的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进行第二次设计，但是当时是特殊时期我们也知道国内有几个大军阀，长年割据混战，国民政府忙着应付内部军事派系斗争，自身的军费都有问题，更别说拿出巨额费用来建设桥梁了。所以这次规划设计再次搁浅。到了1935年粤汉铁路要建成通车，武汉长江大桥又是一个瓶颈，当时把正在建设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茅以升请来了，由茅以升担任处长对武汉长江大桥桥址作测量钻探，并同事邀请了苏联驻华莫利纳德森工程顾问团合作拟定又一建桥计划，这已经是第三次规划设计了。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建桥这种百年大计再次被时任省政府主席的万耀煌提出，后中华民国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团长侯家源联合美国桥梁专家鲍曼等再次考察武汉长江大桥桥址，同年中华民国内政部营建司司长哈雄文联同美国市政专家戈登来汉再次视察。这是第四次规划设计。当然了由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紧接着就是国共内战，当然该项目又被搁置。
直到国共内战结束，共和国成立以后，再次把建桥大计提上日程，因为真的很重要。当时参与勘探的李文骥，联合总工程师茅以升向共和国提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直到1953年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批准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汪菊潜任总工程师，当时就拿着勘测的图纸去苏联首都莫斯科进行技术鉴定，就是让苏联老大哥看看方案是否可行。
当时苏联和共和国正是蜜月期，当然苏方很乐意，为此还派出由25名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进行研究。后来我们也知道，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苏联撤走了所有桥梁专家。后来共和国只能自己克服种种困难，让茅以升担任主任委员，联合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桥梁建设者开始自己设计建设，包括罗英、陶述曾、李国豪、张维、梁思成等一大批桥梁建设者。
最终在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造价预算7250万元，实际只用了6581万元。同年3月16日正式建成通车，全国为止振奋，全国为止欢呼，当时主席登上黄鹤楼，看着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其中一句就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至目前武汉长江大桥已经61岁了，期间被大小船只撞击上百次依然毫发无损，就像一条巨龙一样横跨在长江南北两岸。
这么多大河流都能通航为什么黄河中下游没有通航呢？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黄河中下游是完全通航的。黄河不能完全通航，是清朝晚期开始的，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今这段时间。历史上很长时期均可通航黄河中游航运的最大自然障碍是壶口瀑布。但是，翻开黄河晋陕峡谷两岸各县县志可以发现，途径黄河三门峡的漕运从秦国就开始了，历秦、汉、魏、晋、隋、唐、宋等朝约千余年间。
汉唐时期，黄河年漕运量高达400—600万石，是历史上的通航高峰。后来由于人口暴增，土地开发过度，黄河上游生态破坏加剧，土地沙化严重，黄河泥沙含量剧增，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使隋唐以后，黄河三门峡漕运规模开始减小，北宋以后，经黄河三门峡漕运的规模就比以前小多了，清乾隆以后黄河中游漕运逐渐终止，只能在部分水域分段通航。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根治黄河水患，多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横截黄河，增加了黄河通航障碍。比如1957年开工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工程建设没有考虑到通航问题，未预留船闸的位置。1965年实施改建工程时，大坝船闸位置被排沙洞所占据，从而使三门峡水利枢纽成为黄河中游重要的碍航闸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