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用于划拳辞令，是吉祥之辞，也是祝愿之辞，祝愿对方或者家庭有人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八匹马”不仅在民间划拳辞令有，在家中、办公场所等地方也喜欢挂八骏图，寓意马到成功。划拳时也是吉祥之语，是向对方表示的一种美好祝愿。划拳辞令中的禁忌一、“五”的禁忌。我国有一些地方的划拳辞令没有“五”的辞令。
比如云南的一些地方，据说“五”音“武”，人们喝酒划拳是一件快乐的事，当然不能“动五”（动武），因此划拳时不能喊“五”。有的地方则不能说“五魁首”，比如山东济南一带，据说当地有一个叫“五魁”的匪首，因作恶多端，被镇压，因而忌讳。二、是划拳辞令不有恶语。传统划拳辞令都是吉祥之语，如果掺杂一些调侃、讽刺、挖苦等不文明礼貌的语言，就会视为对人的不尊重。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会令喝酒的场面很尴尬，甚至会闹起来。因此，传统划拳辞令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有的地方还划拳辞令作硬性规定。三、划拳说出的辞令要尊敬长辈。在第二的“兄弟好”中，值得人们注意。如果是两人同辈，自然是说“兄弟好”，如果与长辈划拳，就要随机应变，比如说叔伯辈的划拳两人同说“叔侄好”“伯侄好”、与祖字辈的划拳两人同说“公孙好”，以此类推。
这种情况在一些大的家族中常遇到，叔侄、公孙年龄一般大，或长辈比晚辈年龄小的，司空见惯。如果不明对方身份，一般也能不用“兄弟好”，为了保险，不至于越礼，通常使用“俩相好”或“两家好”。四、划拳时大拇指不能藏起来。这是我国很多地方划拳时的讲究。比如说，划拳时，出拳大拇指一直要出来，不能握在拳头上。这是表示尊重对方，否则被认为蔑视对方。
为什么说“禹传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黄帝他们一家子吗？
“禹传子，家天下”。这是古人说的。《汉书.盖宽饶传》曰：“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这当然从大禹传位夏启开始。古人认为，“三代”以前不是这样。还是《汉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官以传贤。”所以，先是墨家，后是儒家，都大讲尧舜禹的“禅让”。三人“禅让”的依据，一是《尚书》中的第一篇《尧典》；二是《尚书》中的第二篇《皋陶谟》。
《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的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曾把《尧典》中最后一部分分离出来，称为《舜典》。后来，从隋唐就有人质疑，至清代，《舜典》一般又恢复到《尧典》里去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传子”和“传贤”有区别么？有。从西周开始，“家天下”的“传子”，是有严格而明确规定的。这就是“传嫡长子而不传贤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只能传给同姓嫡长子孙，不管其是否“贤明”，非嫡子孙只有在没有嫡系子孙可传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关于这一点，刚刚写过一篇问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来看看。《汉书》说是“三代”，严格说是从西周才明确形成这样的“宗法”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封建贵族统治阶层之权力和财产的顺利、稳定交接和传承。这是私有制产生后，必然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禹传子”，据《史记》说，多少还有点戏剧性。《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原来是准备“选贤任能”，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前面说到的《皋陶谟》中那个“皋陶”的。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皋陶早亡，于是大禹又想传位给伯益。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帝禹并没有传位给自己儿子的私心，争奈伯益的威信不够，诸侯们都拥护启，启也就“顺水推舟”作了天子。
这期间，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发兵之前，夏启做战前动员，这就是《尚书》第四篇《甘誓》。第二个问题，“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是不是“禅让”。前面说了，最早是墨家，随后是儒家，都极力称颂尧舜禹的“禅让”。战国末年，已经有人质疑“禅让”这件事，比如韩国的韩非。与韩非同时，在魏国发现的“汲冢竹简”中整理出来的《竹书纪年》，也说尧舜禹之间没有“禅让”只有篡权。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记载的历史。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所以，韩非持与《竹书纪年》相同观点，很可理解。现代学者认为，尧，很可能是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兴盛至濒临解体前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禹，则在西周，就被周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当然。也不是帝王。舜，情况稍显复杂，从王国维开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变，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变而来。
就是说，舜，是东夷族中“鸟夷”分支的祖先。这样，一些学者即提出，所谓尧舜禹“禅让”，实际上是尧和禹所在的华夏族，与“俊”或“舜”所在的东夷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轮流执政”。这种推测，在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国”时代，向逐渐走向“大一统”的“王国”时代过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禅让”，是正常的轮流执政；“篡权”，则可能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
两种皆可以说通。第三个问题，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还排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其“亲戚关系”有些乱。他依据的，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顾颉刚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样的“五帝”系统，是“层累”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渐才形成的。
所谓顾颉刚“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这个观点。一些人说顾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国上古史，这说法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了。现在学者们已经“捋”得很清楚。现在能见到的西周文献证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后来才叠加上尧和黄帝。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属于东夷系列。东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颛顼”和“帝喾”都是后来，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在人们的议论中出现的先王。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样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汉，才出现在《大戴礼记》中。司马迁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和寻访。他说，关于五帝的说法太多，有学问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依据《五帝德》和《帝系》，结合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大致把《五帝本纪》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这话，是在《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说的。
“五帝”成为一家人，既有一个过程，在当时又是一种必须。西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这个时候，西周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注重对以往历史的搜集和整理，于是才有可能形成《诗》《书》这样的文献。虽然后来西周逐渐衰落，诸侯争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统的内在要求愈加积累和增强。这样，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大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