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这些为朝廷贵族提供武力服务的地方豪强结成私下的主从关系，实际上扮演一个类似包工头的角色。也就是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京都贵族身份作为这些地方武士和权门之间的中介，另一方面又以这些托庇于自己麾下的武士的武力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平氏是如此，源氏虽然居住在镰仓，统帅东国。但事实上依然如此，比如《平家物语》里就说在镰仓前兵卫佐坐在中间，然后是源氏的贵公子，关东的大名小名只能在这些源氏的贵种之下忝居末座。
（侍奉于权门之下的武士）镰仓幕府建立之后源赖朝希望以地头、御家人的体系把他对天下庄园的管理权正当化。也就是说随着源赖朝成为天下“总地头”，源赖朝得到了天下所有庄园的管理权。因为地头的权利包括三项，第一是警察维持治安的权力，第二是征收年供的权力，第三是下地管理权。第一项是公权力第二第三项是私权力。前者的服务对象是作为武家栋梁的将军，而后者的服务对象却是各不相同的。
因为庄园原本就是托庇于不同的权门寺社的。虽然治承寿永之乱平氏败亡，平氏掌握的大量庄园被没收，让幕府可以对这些庄园进行自由支配，任命庄园管理人的地头也自然可以随心所欲。但掌握在院、摄关家和大寺社手中的庄园幕府也希望以“总地头”的形式获得地头任命权。但是却没能如愿，在治承寿永之后幕府依然不能染指很多庄园。
源赖朝试图以制度的形式把将军作为天下的地方武士和朝廷的权门寺社之间的中介的目的并没能达到。虽然随着镰仓幕府对朝廷的不断压制，镰仓幕府能够控制的庄园越来越多，但直到镰仓幕府灭亡，很多庄园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日本土地所有制度的这种二元化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了应仁之乱，之后整个日本的土地所有关系彻底被打破，战国大名开始对农民建立起直接的统治。
所以内藤湖南主张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的分水岭是非常客观的。）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庄园才是镰仓以来整个日本各种势力的财源。天皇和院、摄关家、其他权门寺舍的财源来自庄园，将军、守护、御家人的财源也来自庄园。只不过权门寺社得财源是庄园交给他们的年供，而将军守护御家人拿到的是他们从庄园征收的兵粮米。还有将军自己作为庄园主收到的年供，和这些守护御家人作为地头、庄官通过掌握庄园管理权得到的收益。
而且镰仓幕府的守护只是一个职位，他能够从守护职当中得到好处，但并不能把自己担任守护的“国”变成领国。因为他们领国内的各庄园都和自己的领主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同时这些庄园的管理者作为御家人又和将军保持着直接的关系。（源赖朝像，但只是传说是源赖朝像，也有人主张是足利直义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足利将军家显得缺乏直辖领地了。
足利家的财源原本就建立在他们世袭管理的那些庄园的基础上。足利本家，以及以足利宗家为“总领”的那些分家所掌握的庄园，还有足利家长期担任守护的三河这样的国。构成了足利家在举兵背叛北条氏时的领地和财源。而随着北条家败亡，足利家通过后醍醐天皇的封赏得到的领国和庄园。还有举兵背叛朝廷并且建立北朝和幕府之后得到的更多的庄园和领国，构成了室町将军的直辖领。
（足利尊氏像）但是这些领地一方面要维持幕府的财政，一方面还要支撑南北朝的长期战争的军费，还要作为对在战争中有功之臣进行赏赐的赏赐，显然是难以为继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战争本身是有利可图的，南朝方的公家权门和寺社的庄园也可以弥补将军家的损失。真正让将军家陷入长期贫血状态的原因是守护势力的崛起以及足利家的内讧。
守护即使在室町幕府建立的时候也只是一个职位而已。幕府真正的直辖领地是那些掌握在将军家手中的庄园。那些庄园的地头要到幕府出仕、奉公。京都的将军御所有各地的领主出仕奉公，镰仓公方的镰仓府也有大量的领主出仕奉公。只不过因为南北朝长期争乱，守护的责任变得越来越大，权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洛中洛外图屏风中的室町第或者室町御所）为了强化守护的权威，幕府就只能默许守护对自己的领国之内的领主的支配权。
这样一来守护大名就篡夺了很多原本属于京都的权门寺社甚至将军家的权力。而且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兄弟的内乱，让很多足利一门的守护大名都站错了队。还有高氏兄弟的被杀，也让代代出任足利家执事的高家败落，削弱了将军家的势力。（应仁之乱不仅仅是室町幕府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也是战国的开端，更是从王朝的班田制瓦解以来建立起来的庄园制彻底衰亡的一个标志，此后的日本经过战国时代的战乱，实现了幕府对农民的直接支配）一方面是守护的崛起，一方面是将军对守护们控制能力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