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蒙古军虽善战，但在中原等地始终缺乏足够的治理手段，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统治秩序一直得不到恢复，大军作战，仍然常常要靠劫掠，难以支撑灭宋这样的作战。要粉碎南宋成熟的防御体系，仅靠作战上的创造性思维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建设、军队建设上实现突破，弥补短板，灭宋才可能。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队各方面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灭“浑一天下”的企图。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元军（忽必烈已称帝）已经改善了其短板，甚至实现了超越。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短板不再短襄樊之战，从1267年打到1273年，打了近7年。围城7年，而粮草不断，这本身就表明元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补给能力和成熟的补给系统，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已经得到恢复。而围攻襄阳的过程，也表明元军的水战、攻坚战已经脱胎换骨。
襄樊之战之初，除了降将刘整所部之外，蒙古军的水军不甚强，曾为宋军所败，蒙古军需要施展计谋，假装作榷场等手段构筑工事才可以阻挡宋军船只。蒙古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水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在蒙古军水陆协同下，宋军尽遣宿将精兵也难以打破襄阳包围圈。此外，蒙古又从回回征发工匠，打造回回炮，使其攻坚能力大增。
最后，在回回炮的帮助下，蒙古军攻破樊城，降服襄阳，取得大胜。可以说，经过襄阳围困战，元军的补给力量、水军力量、攻坚力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为灭宋在物质上做好了准备。实力仍存的宋军当然，仅就物质力量而言，襄樊失守后，南宋也依然拥有较强的实力。襄樊之战虽被认为是元与南宋的一次战略决战。但总体上是围城阻援战，虽消灭了襄樊的吕文焕集团，但对宋军大量援军杀伤有限，南宋仍然拥有七十万左右的军队。
襄樊失守后，南宋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上书，指出：南宋仍有兵七十余万，淘汰20%，还有50多万人，如果改变“守内虚外”的做法，集精兵于前沿，仍然足以为守。就地缘而言，襄樊虽为中路门户，但襄樊之后，南宋在汉水仍拥有郢州、阳逻堡等处，仅在郢州就有十余万精兵，可以阻遏蒙古军由汉水进入长江，另又有完善的长江防线。
而西线的四川战场，蒙古军依然无法突破。可以说，此时的南宋，其形势远好于三国后期的吴，虽无力北伐，但仍有可以自保，长期相持。因此，要灭宋，仅靠物质力量不够，仍需要指挥官的军事才能。伯颜的杰出军事才能伯颜的军事才能，无疑是迅速灭宋的重要保障。伯颜南下时，宋军在郢州有精兵十余万，依险而守，阻遏蒙古军进入汉水。
如果以常规手段，郢州之战恐怕又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久拖不决。伯颜、阿术探知小溪可通汉水，遂绕过郢州，直入汉水。伯颜指出：大军的目标是迅速渡过长江，直捣南宋中心地区，不能为攻城拔地延误进军速度。在绕过郢州，抵达阳逻堡后，伯颜又故技重施，作势围攻汉阳，实际通过沙芜进入长江。在连续绕过敌军坚固阵地后，蒙古军在江中与宋水军展开激战，一举击败宋军，宋守江军队“数十万众，死伤几尽”。
同时，伯颜执行忽必烈“为吾曹彬”的指示，以宽仁手段善待降将，以此瓦解宋军。吕文焕集团在南宋关系极多，投靠元军后，对南宋军展开招降工作，南宋各地将领多闻风而向，土崩瓦解。此后，在丁家洲，面对胆气已失的贾似道、孙虎臣，伯颜以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以为巨炮轰宋阵制造混乱，贾似道等人抛弃军队，宋水陆军主力稀里糊涂就被吓得丧失几尽。
在焦山，面对张世杰的哀兵之势，伯颜一眼看出“可烧而走之”，在火攻之下，伯颜只以极小的代价就消灭了南宋军最后的有生力量。连战连进后，宋太后、皇帝投降，南宋灭亡。可以说，伯颜灭宋过程中，任何一战都可单独成为一段经典，伯颜连续施展谋略，针对不同敌人采取不同战法，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原本实力尚存的南宋军。自取败亡的宋蒙古人打得好是一回事，但弱非南宋自取灭亡，元军未必会如此顺利。
在此前的宋蒙战争中，以孟珙、余玠为代表，宋军涌现了不少杰出将领，都曾给蒙古人吃下苦头。不过，贾似道实行“打算法”，使许多有才能的将领被排挤、迫害，有的如高达退居二线，有的如刘整干脆投靠了元军。襄樊之战时，吕文德、吕文焕焕虽不及对手，但还算能与元军过上几个回合。襄樊之战后的元灭宋过程中，宋军虽不乏文天祥、张世杰等赤心为国的忠义之人，但确实没有足以与伯颜相当的良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