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宽容却忘了仁出祸害，致使奸佞群起就连侯景这样小人都能将其蒙蔽。他晚年佞佛成癖，不事朝政不惜掏空国库重金供奉佛祖，其实他是用天下苍生成全超度自己，却忘了佛为众生的真谛。萧衍自误导致南梁由盛而衰，终被侯景这根稻草压垮已成必然。后侯景被部下所杀，南梁又苟延残喘数年，终被陈霸先所灭，南陈取梁代之。如今南朝古寺依旧在无言诉说着多才天子亡国君的往事，一切是非功过由人说吧。
北魏为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后40年便分裂而亡？
北魏迁都是服务于战略需求的，其旧都满足不了南征的需求，故在北方趋于稳定以后，进行了都城南迁，成为进攻南朝的前沿指挥所。有人认为北魏迁都是造成分裂的根源，其实迁都是独立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这个决策并不等同于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所以北魏迁都被误解了。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乘南齐武帝病逝的机会，率军由首都平成（今天的山西大同）出发，开始南征。
而军队行至洛阳遇上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北魏的军队里，核心主力就是鲜卑的贵族子弟，这些人表达出不愿继续南进的诉求。孝文帝心里清楚，一支心怀不满、疲惫不堪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就同意了将士能的诉求，但也提出了条件，贵族子弟同意迁都洛阳，便可罢征。这个条件由前线传至朝堂，这些贵族子弟的父亲基本上都是在朝的大臣，得知儿子前线受到的苦累，也就勉强同意了孝文帝的条件。
前线的贵族子弟则更是不愿意吃这个苦，都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在大部分贵族眼里，只要不打仗，迁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孝文帝迁都的潜在战略其实还是为了南征。所以迁都洛阳之后，北魏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迅速增加，进入了一个战争连绵的时期。迁都之前的大背景——汉化改革孝文帝时，北魏政权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这个制度建设的主题就是汉化，之前的每一个掌权者，都希望将一个半游牧半开化的国家，发展成为汉人政权的模式，他们认为汉人政权是先进的代表。
尤其是孝文帝时期冯太后的改革最具代表性，比如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的官员班禄制改革。在此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是没有俸禄的，所以就演化出官僚阶层的不正规收入，比如战争劫掠、霸占土地，这些不正规收入却一直未受修正，成为一种潜规则。且战争逐渐停下，劫掠战利品的机会越来越少，官僚阶层便将魔爪伸向民间，从人民手中榨取收入，这必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伤害。
冯太后的班禄制改革就是参照汉人政权的俸禄制，从民间获得税收来支付官员薪水。与税收相辅相成的，则是土地改革，政府将土地分给人民耕种，然后收取土地税、农业税。为了发放和划定土地，还需要进行人口普查、户籍整理、耕地丈量。为此，冯太后在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创立“三长制”，即在县以下设立三级村民机构，让他们负责户籍和税收管理。
在思想上，北魏的崇佛尚儒既有鲜卑特色，又是汉化的重要表现，抛开佛教不谈，北魏皇帝扶持儒家文化，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加强礼仪的运动，儒教的发展甚至超越南朝。在政治上，由于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影响，很多贵族集团企图控制政权的话语权。北魏则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控制，比如冯太后时期拓跋氏禁止通婚的法令，所以说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汉化运动的鼎峰，这也就将北魏内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加深。
为何这么说呢？比如班禄制，原先贵族们可以通过战争、土地兼并的方式，豪取强夺；改革之后则以固定的“工资”发放，必然造成贵族的财富缩水。这种财权的掌控，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主题—加强中央集权，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打压，权力的分解与收回，这当然是鲜卑贵族不愿接受的。“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
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氏族论》冯太后去世以后，孝文帝亲政，继续推进汉化改革，但孝文帝的改革并不成功。因为他触动了鲜卑人的“意识形态”，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我们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改革保留民族特色的才会取得成功，比如清朝，他们不会变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